michael 发表于 2012-12-26 11:30
崖山以前,确实是还可以的。之后,则是一路的高台跳水。
匿名 发表于 2012-12-26 10:11
记者问及准备拿诺贝尔奖金做何用途,莫言计划在北京买套房子。这是个神奇的决定,以前的诺奖得主,拿到钱拿到奖后也都很兴奋,说有钱就是好,但很少有人会拿来买房子,(当然,如大家所知,这种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我党一定会送套房子给他的,我党不送也自有人送)诺奖文学奖得主的命运,有一些大致上是确定的:再也写不出好东西;到世界各地演讲。
所以,实在是不必买房,到处去走走,做个住校作家客座教授,不知多开心,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建在风景优美的地方。
正如上周龙应台所说,文化的定义可以很广,莫言计划用奖金买房也是中国文化最深刻的一种。他的小说,看得太早,已经不太记得了。约略记得的几篇主题和余华的主题接近:活着。这就是中国人的本事,怎么着都得活着。我记得他们都写了不少苦难--新写实也好,魔幻现实也好。最重要,这都是现实。这是中国的现实。余华的小说,莫言的小说,都写得残酷。他们都是撒开了写苦难,写为了一口饭,为了活下去,中国人没有任何尊严的生活。恕我直言:我觉得他们写的很Happy。因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关于饥饿,逃亡,恐慌的回忆,深深烙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自己的故事。
两岁时,跟随爸妈从云南搬家到河南--也是我的祖籍。天寒地冻的腊月,我们到了家。我还穿着云南的单薄衣服,于是周围邻居都过来嘘寒问暖,拿了很多小孩儿衣服给我,猫头鞋,棉裤棉袄,花花绿绿的,簇新--那时谁家没几套新的小孩儿衣服呢?往往是孩子还没生就准备好了。在云南的生活完全不记得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院子里来了很多人,说说笑笑的,带了很多东西给我们。
后来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度过童年。我记性好,那些生活至今栩栩如生,东家长西家短,夫妻拌嘴,婚丧嫁娶,儿子打老子,老子打儿子....但那时候午饭大家都端了到街口吃,晒粮食晒花生不用怕偷,看也是看猪羊,像少年闰土所说:过路的人口渴了摘个西瓜吃,不算是偷的。看瓜主要是防猹。
小时候我争强好胜,高中开始变得淡泊名利与世无争。
大学毕业后我在南方工作过几年,周末会去逛街买盗版碟,在一家我常常光顾的碟店,我用一百块买碟,店主找我50块的假钞,相信我,非常假,连我都能看出来的假。我说算了,我给你零钱吧,他拿出一张一百的给我,相信我,非常假,不是我之前那张,几秒钟就被调包。
要求换一张,他拿出一张更假的并说这是真的。我没办法,把这100块仍花在这家店,多买一套《教父》全集,步出碟店,在街上走着就被“碰瓷”了,这事儿有点儿邪门,碰瓷也要找车碰吧,我一个大活人!
我习惯戴着耳机走路,一边走一边想事情,心不在焉,迎面走过来一个急匆匆的路人甲,提着一次性塑料袋,擦肩而过时,他塑料袋掉了,我根本没感觉的继续走,他在后面吆喝着追上来,说这是他在医院拿的药,很贵重,让我陪100块。
我立刻就火了,接着我们就开始在大街上吵架,他一再的重复一句话: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说,我不是本地人,你想耍地头蛇是吧。
吵到最后变成了讨价还价,我说最多给你十块钱吧,他说二十,好事成双嘛!
我说,要不给一块吧,一心一意。
最后我给了他十块钱,他拿着匆匆走了,为了确定我是被碰瓷了,我悄悄跟着他,他往医院方向走了一会儿,就消失了。确定没有回去拿药。
类似的事情,我听说和经历了不少,不怕告诉你们,新疆切糕我也买过。这些事让我变成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仅仅是为了不再被骗。
返回的路上我很伤心,都是可怜的人,何必彼此为难,为了一点钱,活得这么没有尊严。当我看了余华莫言的书,才知道,有更多没尊严的事儿,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在中国大地发生。而且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把他们写出来,写High了,写的名利双收。
许多年过去,我来到HK,工作关系,我每周都要往返数码港一次,打车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会坐在副驾位置,一路和司机聊天,有天我忘了拿钱包,借了同事四百块(因为打车大概要300多),一路和司机聊的很投入,他说他住在大埔,是政府公屋,月租才800块。车经启德旧机场,他讲启德的故事,一路经过油麻地四级电影院,色情暴力云集的果栏,讲了许多HK的旧事,比一个专职导游还要好,当然我们也谈了大陆和香港的分别。下车时,我拿了钱给他,因为之前去程已经给了他一部分,我又掏出一百给他,他放找了我四百--是的,可能是看错了500和一百。我记得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的脑袋高速运转:是不是我借同事时他看错了?是不是我真的拿了500给他?千分之一秒,我想到被调包的经历。我接过钱,混混沌沌的走向办公室,我走的很慢,想着也许他会叫住我再核对一次,我该怎么办?可是并没有,他似乎很高兴可以载到我这样长程的客人,这一个来回后,他可以去交班了,踩下油门,绝尘而去。
到办公室我立刻问借我钱的同事,借我了400,4张一百,对吧?你再核对一下,他核对过,没问题。我就把找的400块立刻还给他,说司机找错钱了。他说:这么好,你是去数码港还是去了澳门?一百变了四百。
可这个玩笑我笑不出来,我记得司机的名字,小票上有车牌号码。没有别的信息了。我尝试着打到大埔的几个出租车行,询问这个人的名字,没有找到,我打到旅游发展局负责投诉的士的部门,他们说,根据名字和车牌号,是可以联络到车主,但你要先交30块的行政费用,到×××去交。几番来回后,我只好报了警。警察说,这很难找的。你知道根据私隐条例,需要很多流程步骤.......我说我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车牌号,只是想让你们帮助联络一下,退钱给他而已。警察最后说,不好意思,真的帮不了忙,你可以打到交通广播台试试。由于对自己广东话信心不足,我没有再试交通广播台。
400块在HK不算什么,不够吃一餐像样的饭。可过后的几天,我一直因此不开心。回想那一瞬间,我的所作所为--近乎条件反射的过分自我保护。这是我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下,在东莞进化出来的本能。我为此深感愧疚。其实那天,我完全可以停下来,让他重新核对一下,他不会骗我的。不会变戏法一样把真钱变成假钱,不会骗我说我之前那程没有给钱。 这种彼此伤害的事我在HK一次也没遇见过。
有一次在超市买了包杂粮,30几块钱,回去打开煮了餐饭,觉得有点儿陈味儿,因为忙放在一边一星期后才想起来拿去超市退,小票都没有,居然原价退掉了。还有一次买了哈密瓜,切开发现完全是生的,也拿去退掉了。这是诚信社会的基础:大家都不要假设对方是坏人。超市不会假设我为了占他们便宜,拿回去吃一餐再退还。不会假定我在别处买了到他那儿换。我不会假定他们故意把不好的东西卖给我。
人们常常怀念自己上学的时光,觉得那时是多么单纯,青春期的烦恼也和整个世界无关。直到跨出学校走向社会的那一刻,对险恶的人生,并无准备,对将要到来的尔虞我诈,毫无准备,跌跌撞撞,做了许多选择,磨平了棱角,变成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文化影响你的过程。
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从事不同的职业,呆在不同的公司,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影响。
我不想向这个世界索取什么,也不想和同行的人一争高下,可以不用做令自己不开心的事,可以不伤害人也不被伤害的过日子。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劳改营出生生活23年后逃出来的申东赫( Shin Dong-hyuk),从他爷爷辈开始就被关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出生长大,23年后因为运气好出逃成功,辗转到了上海韩国领事馆,最后在韩国定居,他23年都生活在劳改营,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到韩国后,先进行了一轮心理治疗。
现在他奔走于各国,讲解朝鲜的劳改营惨况--当然,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全家死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记者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他想了一会儿说,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他说因为一个新囚犯告诉他外面的事,他终于忍不住逃狱。
起初他对记者隐瞒了一些事,他曾经出卖了母亲和兄长,然后亲眼看着他们被处决,一个吊死,一个枪毙。他说他当时觉得那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居然想逃跑,而他举报,仅仅是想换顿饱饭吃。结果狱长为了自己领功,隐去了他举报的功劳。
他说每次处决犯人,都会召集大家一起观看,当然这很残酷,但比起繁重的矿区劳役和吃不饱饭,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看了这个小伙的访谈,我觉得不寒而栗,在我和他之间,只有一碗蛋炒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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