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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y 发表于 2013-8-14 10:36
爱国贼
匿名 发表于 2013-8-14 10:22
做什么都要讲究方法，爱国也是一样，比如之前的砸日系车的所谓“爱国”，跟暴徒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暴徒来爱国。
匿名 发表于 2013-8-14 09:18
义和团运动，从人民的层面讲，无疑是爱国义举，但从统治者的层面讲，却不过是弄权之术。
义和团原本不过被视作黄巾、赤眉之类的匪贼，屡遭官府痛剿。而从1900年6月起，义和团却摇身一变，成了“天之骄子”。如此巨变，其实并非义和团之福，因为这并非统治者与义和团“精诚合作”所致。
清朝的统治者其实毫无诚意可言。当时，慈禧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急剧恶化，慈禧的个人地位由此动摇。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和对外国列强的深刻怨恨，黔驴技穷的慈禧只能打出义和团这张牌，借义和团之势向外国列强施压，以迫使外国列强让步，认可她的个人统治的合法性。
换句话说，慈禧需要打民意牌，以应付外力刺激下形成的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
既然对义和团不过是姑且利用，也就注定了义和团终究被抛弃的命运。
面对重重机关，天真的义和团竟浑然不觉，还以为朝廷真对他们另眼相看，真要授他们以保家卫国的重任。于是怀一腔爱国热血，由江湖而入庙堂，由边省而入京师，纵横驰骋，豪气干云。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踏入的不过是死地。
慈禧对外国列强衔恨极深，但她没有打算和外国列强决一死战。她何尝不知，当年尚且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如今与几乎所有外国列强为敌，岂有胜券可操？
慈禧的初衷最多只是不过威慑而已。但当威慑失效，外国列强迫她“归政”的所谓“绝密情报”传来，慈禧终不免恼羞成怒：四十年的治国至此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歇斯底里，有的只是破罐子破甩的癫狂。正是在这样的癫狂之中，她做出了杀尽境内所有洋人、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极端弱智的决策。
个人的闪念立刻便无可挽回地把整个民族推向了深渊。
纵然如此阴暗，但在形式上，慈禧却是无比圣洁。其宣战上谕一方面历数外国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等滔天罪状，一方面自我美化到极致：“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
好一副“人民救星、主权卫士”的派头，似乎其宣战决策完全出于爱国爱民的凛然大义。
正是受这样的感召，义和团会众走上了疆场，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义无返顾、前仆后继。他们以为他们是在爱国，他们以为他们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慈禧与外国列强谈判的棋子、不过是捍卫慈禧宝座的炮灰而已。
尤为可悲的是，多少听从政府号令走上疆场的义和团会众，甚至不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死于政府的计谋。
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
东交民巷之战，如慈禧战后所云：“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换句话说，慈禧其实并非真战。其亲信荣禄对此心领神会，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因此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
攻打使馆的义和团会众和清军官兵哪能察知此中隐情，仍猛打猛冲。那些牺牲者至死也不会知道，给他们以致命一击的枪弹，就是他们的统帅荣禄给敌人提供的。
慈禧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主导的义和团去抵挡装备精良的八国联军，焉有不败之理？
当国破之日，以主权卫士自命的慈禧哪里去了？爱民如子的慈禧哪里去了？
慈禧望风而逃了，把不可计数的珍宝留给敌寇的行囊，把成千上万的子民留给敌人的屠刀。她最终是全身而还，她的都城和人民却历经劫难。
专制统治者的人格不可信，专制统治者宣称的爱国不可信，这一点，“庚子之役”是最生动的一课。
今天的人们对义和团多有责难：责难他们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责难他们盲目排外，责难他们误国。但这些责难和从前对他们的美化一样的不公。
在一个愚民政策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在一个完全不存在多元信息交流的国度，要人民理性、成熟，那是对人民的苛求。人民只能出于他们的直接经验，只能出于他们质朴的情感去行动，去保家卫国。他们这样做了，就是尽到了他们的义务。
造成灾难的不是人民而是统治者，是为了固守个人权位而不惜以万里江山为赌注，以亿万子民为人质的叶赫那拉氏，是企图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换言之，统治者才是误国者。
但是，却不能说人民永远没有责任。
21世纪初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人民也已不是百年前的人民。只有爱国，只有热血，只有勇气，只有正义，百年前的人民可以这样，但今天的人们没有资格这样。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庚子之役”留下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今天依然具有警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