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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2-2 16:23
它们从来没打算跟你说道理bq168 bq168
不要以为人民都是傻子。不都是傻子，但大部分都是傻子，群众的眼睛大多都并不雪亮，用一群虻奴来形容比较贴切点。此话不好听，但是事实。
不要以为人民都是傻子。不都是傻子，但大部分都是傻子，群众的眼睛大多都并不雪亮，用一群虻奴来形容比较贴切点。此话不好听，但是事实。
匿名 发表于 2013-12-2 10:28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对！天天进行”洗脑运动“！
匿名 发表于 2013-12-2 09:47
bq136 作为国家的喉舌并不奇怪，任何国家的政党都需要喉舌的，就是看它的行为和喉舌是否相符，假如言行不相符的话，有多厉害的喉舌都没有意义，不要以为人民都是傻子。
_____雨 发表于 2013-12-2 09:38
bq150
匿名 发表于 2013-12-2 08:55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20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新闻史。至21世纪初，在中国大陆，这话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
列宁说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
在列宁的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和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
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充当“喉舌”角色，还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大陆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
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
截止至2012年，胡锡进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的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这些名字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
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
胡锡进的行为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的同时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另类在何处？胡锡进本人没有过多解释。或许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他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传统意义上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
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一、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喉舌的刻板形象。
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的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
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
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和人民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和人民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二、《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
21世纪初，中国大陆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而《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和路线，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
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性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
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美国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
《环球时报》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
21世纪初的时候，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策略：走极端，不讲理，把话讲绝，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进而分裂和操纵舆论。
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
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
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从根本上说《环球时报》这家报纸还是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忠实看门狗”。
既然是“忠实的看门狗”，那么维护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利益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但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但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党的理解和辩护。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
但对于21世纪初中国大陆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
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
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
但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
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胡锡进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
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
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第45页）
为反对思想文化专制，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同上书，第74、75页）
在提倡新闻出版自由的前提下，马克思也提出了他的““喉舌”论”，即报刊是人民的“喉舌”：“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
以上这段话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审判案写的，时间是1849年。也就是说，按马克思思想史的权威标准来看，他在这时已经完成了从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
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是从事着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能否自由正常地表达出来，直接依赖于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无从产生。
所以，马克思对一切违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把它视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
马克思用“第三种权力”来定位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的作用，是对他早年提出的自由报刊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第三要素”思想的一个升华。
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制度既不能被国家权力所垄断，也不得受控于特定的党派、阶级和利益集团。它应当是社会的公器，是公民自由独立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去英国撰写他的《资本论》，就是因为英国具有当时最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资本论》的顺利出版。
用恩格斯的话说：“正是英国的出版自由与英国的政治活动、海上霸权和规模宏大的工业，共同推动英国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上各个民族”。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同样高度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在1844年对出版自由就有过清晰的界定，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恩格斯在1865年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要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7页）
18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
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恩格斯后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
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恩格斯专门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他同时还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行其他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思想，可以用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来概括：“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32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列宁主义，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党的“喉舌”论”应是其中的一个大项。从根本上说，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是重建思想文化专制的历史倒退行为。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是积极地主张新闻出版自由。
1896年，列宁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比较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和俄国的差别时，充分肯定了英美人民享有到的自由和民主。
列宁把沙俄时期的报刊制度描述为：“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
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但是，列宁为争取《火星报》的生存权而鼓吹新闻自由的言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是政党斗争的策略。从当时俄国的社会构成来看，沙皇专制下存在着不同党派的生死搏斗，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来重新整合党内外的各种资源。党的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形成了思想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即：以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作为报刊言论的准则，完全充当党的“喉舌”。
这大概是政治专制条件下所有报刊的一个宿命，而列宁则以他的理论和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报刊的控制，使党的报纸完全沦为党的宣传机器和斗争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又把党对言论的控制伸向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思想文化专制。
对于列宁来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彻底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曾有过打算，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退却，包括：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市场，恢复商品货币调节，同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开放言论。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但是，这些政策随着列宁去世后很快就被终止。斯大林一方面通过国家暴力全面肃清党内异己，对全社会实行红色恐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强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将“党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建立起无所不在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前苏联的报纸，除了谎言、废话、套话、假话，惟独没有真话。
因此，前苏联的新闻制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
在夺取政权前，列宁等人愿意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喉舌论”就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准则。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颠覆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也同样出现，孙旭培的《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和做法》一文对此有详细描述。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
1943年，毛泽东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他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
按孙旭培的统计，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内，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报纸《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是当时中国要求开放言论最积极的力量。（参阅孙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历史的先声》一书由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民主的社评以及其他文章等编辑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新闻自由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对言论自由的渴望程度，要远远超过21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例如：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指出：“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1946年9月1日，《新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还对所谓“喉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该报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当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实行新闻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社论的话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上述言论，应该说，表达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制度的真诚愿望。在不能完全用暴力夺取政权时，“民主和言论自由”显然是在野党争取最大政治利益与权力的合法途径。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很快就把它以前反复倡言的新闻自由弃之一边，公开主张实行“舆论一律”制度。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57-159页）
正是在“舆论一律”制度之下，不仅党报成为党的“喉舌”，而且原来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也成为党的的“喉舌”。不仅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又何尝有过党曾经所许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
毫无疑问，“党的“喉舌”论”和“舆论一律”制度，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创世人对党报的一贯要求，违背共产党人在反对专制时期追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光辉历史，也违背了共产党人曾经作出的要求实现人民各项权利的庄严承诺。
面对这些历史、理论和现实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能期待“党的新闻工作者”胡锡进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