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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一个科级干部都能挪用几千万公款，一个村长都能贪个上亿元，薄熙来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贪这么一点的话，不是“清官”是什么？

毛薄的表演，还是迷倒一大片虻民的。中国式的悲哀[32]

2013年9月，众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终于落下帷幕。无论被告的当庭翻供是否演戏，这起"世纪审判"还是很有看点的：微博直播是此次庭审的重大亮点，兴许能为推动审判公开提供契机。被告被赋予相当程度的辩护权，对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指控给予有力的回驳。

如果薄熙来仅此公诉指控的这三宗罪的话，那么此次庭审更证实了他是被政治斗争坑害的，刑事指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迫害政治对手的工具。即便法庭上扯来扯去的2000多万贪污受贿全部构成犯罪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一个科级干部都能挪用几千万公款，一个村长都能贪个上亿元，薄熙来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贪这么一点的话，不是“清官”是什么？

三项指控中最能做点文章的是滥用职权，薄熙来和王立军当面对质也是此次审判的高潮，但最后却巧妙演变成一出催人想象的“爱情伦理剧”。

至于生活作风腐败、和多名女性有染的故事，更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节”。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活作风历来只是细枝末节的个人道德问题，只够用来抹黑，根本上不到法律层次。把生活作风不检点当成了一件大事，就好比把显微镜聚焦在麻风病人的一块红斑上，对表面瑕疵的关注漏过了致命的内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实质伤害。

此次的庭审既结束薄熙来十分珍惜而威胁巨大的政治生命，但又不深度触及其滥用公权和贪腐事实，这样的结果无疑是避重就轻。

例如：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什么项目要如此昂贵的中介费？项目本身的标的高达多少？而面对如此明显的重大线索，检方却未顺藤摸瓜追查到底，最终的判决也无任何相关的结论。

薄熙来的罪远远不止于贪几个“小钱”。从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劣迹昭彰：破坏法治、刑讯逼供、迫害律师和企业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这一切都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是“唱红打黑”的“成果”。

要真正追究薄熙来的罪，就得从这些实质问题入手，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审判。避重就轻的起诉使得庭审公开成为可能，但也让公开审判的价值大打折扣。
　　
一、“重庆模式”的本质。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薄熙来案的核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路线斗争或模式之争。因此，他的主要罪过不在于违反了《刑法》哪一条，用刑法去审讯他就是避重就轻。

用一句话概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是他的政治遗产。

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红色”自不必说，“法西斯”是什么？

法西斯的原始含义是团结和力量，其核心要件是政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即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绝对的领袖崇拜、超强的大众动员及扑灭一切质疑与反对意见的国家能力。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显然完全符合以上的条件。

不考虑来自中央的外部干预，薄熙来就是整个重庆的”土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虽然党政机关名义上是集体决策，但是在”一把手负责制“面前，整个官僚系统实际上就是个人意志实施工具。

在薄熙来主政期间，别说重庆的媒体，就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相对敢言的媒体也不敢报道他的半点负面消息（如：王立军曾威胁所有的媒体说，如有对公安机关和民警进行“歪曲报道”就要进行“双起”，即同时起诉媒体法人和具体撰稿人），而他却能娴熟利用所掌控的媒体资源让“重庆模式”表演得淋漓尽致。

以上的特点当然不是重庆特有的，但是薄熙来无疑使之更加特征化了：“高富帅”形象，显赫家世、精明强干、飞扬跋扈、不按规则出牌……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威，把他变成重庆的独裁者。

因此，薄熙来主政时期的重庆发生“唱红打黑”、冤假错案、劳教村官乃至“提督夜奔美领馆”等种种悲喜闹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一般认为重庆“唱红打黑”双管齐下，但“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实质危害是“黑打”，“唱红”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陪衬，至多浪费点钱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唱红”所依托的新闻控制手段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没有扭曲真相的政治宣传和压制真相的新闻控制手段，“唱红”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泡沫，薄熙来很快会被还原成一个纨口子弟，“黑打”则可能一天都进行不下去。

但薄熙来能把荒谬绝伦的“唱红”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至一度“绑架”了中央和全国各地，足以表明在重庆发生一切都是“正常”的。

在权威体制下，国家政权对思想和言论的实行全面垄断，新闻则是专政机器的一个配件，随时为执政集团服务。

即便在私人媒体历史悠久的德国和日本，新闻机构在二战前夕也早已丧失了独立功能，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附庸，并通过一系列扭曲真相的报道鼓动全民走向战争。

因此，无论是左是右，权威体制是生活在自己构造的神话叙事里的。宣传机器制造并不断复述神话，专政机器则镇压任何挑战或瓦解神话的力量。

没有这二者一体配合，权威体制即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

二、极权时代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就是权威体制，也正是这种政体成就了他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发生个人集权，制度集权是个人集权的垫脚石。

首先，权威政体无一例外地排除实质性的选民政治参与，执政权力不受社会监督。

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先用蛊惑人心的政纲获得选票上台，随即废除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永久执政。

其次，党政一体化排除了党外竞争，为执政党领袖树立至高无上的党内个人权威提供巨大便利。

假如20世纪早期时中国共产党可以公开合法活动，蒋介石就很难剪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后来一旦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毛泽东就可以肆无忌惮向夺权的功臣们开刀，这和中国历史上的“狡兔死、走狗烹”是一个道理。

最后，一旦新闻媒体也成了专政宣传工具，“领袖”更是如虎添翼。

官媒在树立“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被"领袖"用来宣传自己、打击政敌，压制反对派的挑战和批评。权威政体不会承认任何分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有力量抵制领袖的个人集权。等到集权过程完成，整个党和国家都是操控在独裁者手里的玩物。在权力高度合一的体制下，司法也不可能幸免。

例如：德国的法院有相当悠久的司法独立传统，但在第三帝国时代（希特勒），对于保护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却无能为力，甚至成为纳粹迫害的帮凶。

而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他像要办谁的罪就没有做不到的，公检法、媒体都会通力配合。

极权体制往往是靠领袖的“个人魅力”支撑起来的，并几乎都会走向极端的“人治”。而“洗脑”体制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跃进、文革”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道德纯洁、社会平等、没有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

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祭起文革式的“唱红”大旗。

也许“唱红”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起来集体犯傻。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向人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大陆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甚至在他审判之后依旧如此，不能仅仅归咎于他的“高富帅”形象，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

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是否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仍然深得人心。

当然，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大跃进、文革是纯粹的大破坏，“重庆模式”则时“有破有立”：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生做了点实事，但仅此并不改变"重庆模式"的本质。

权威政体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例如：德国国民都买得起的甲壳虫车就是希特勒批准生产的，“大炮加黄油”经济政策使得德国摆脱了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希特勒本人则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拥护，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

因此，打民生牌只不过让“重庆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三、“重庆模式”与中国大陆的未来。

尽管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左派话语气势汹汹，但要发生像20世纪中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薄熙来大受欢迎仍然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

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特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只要瞄准极少数富商或贪官，以“反腐”或“打黑”等名义剥夺他们的自由、充公他们的财产，就能换取一般民众的欢呼和拥戴。

薄熙来只要把充公的财产分出一点给劳苦大众，哪怕是他自己得了其中的大头，仍然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喝彩，老百姓仍然会感激涕零，而不太在乎那个极少数的遭遇。反正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是有“原罪”的，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就是一个制造“原罪”的体制，剥夺他们天经地义。剥夺者不是罪犯，而是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如果告诉重庆的劳苦大众们，依法“打黑”、整顿治安是政府的本职工作，用不着如此感恩戴德，他们会回答：“其他官员也贪，还不做事，还不如这个为人民办点实事的‘清官’。有这样的‘清官’实在是重庆的‘幸运’。”

一边是普遍的仇富和仇官，一边是祈求青天和人救星，这就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潮。当然，如果真相曝光，这一切也是兜不住的。

如果薄熙来的奢靡私人生活被揭露；如果他在重庆所作所为的实质被起底；如果他纵容或指使下的公检系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胡作非为被报道出来；如果重庆人民看到自己为“唱红”付出了多少成本（包括人格的自我愚弄，等等）；如果他们看到“黑打”至多只能维持一时的表面平安，而代价是法治体系的彻底崩坏；如果他们开始理解那种杀鸡取卵的“劫富济贫”会造成企业家的集体逃离，所谓的“重庆模式”是靠了中央“输血”才维持下来，而代价是让地方政府长年负债，越负越多......

更重要的是：如果重庆市民知道，一个真正由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可以用小得多的成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同时还没有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后遗症……

如果是这样，重庆市民还会选择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吗？

但是就在这里，极权式宣传体制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薄熙来让自己的超级演技迷倒了大片观众，以至“世纪审判”一槌定音都未能将他们敲醒。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但在薄熙来倒台后，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既往不咎向前看。

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目共睹，但“重庆模式”是在其恶性全面爆发之前就被击溃，加上大部分恶果至今都被捂着盖子，因而许多人看不到它的危害。

薄熙来审判对其在重庆的倒行逆施不置一词，而中国大陆的社会似乎也很快遗忘不久前发生的重庆那些事，以至“重庆模式”造成的经济、法治、人权"黑洞"统统成了一笔糊涂账。

“唱红”到底花了多少钱？重庆究竟欠了多少债？“打黑”又制造了多少冤案？企业家被剥夺的巨额财产流进了谁的腰包？对于所有这些关系重庆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公众和媒体不仅一概不知，似乎也再没兴趣追问。

一个对历史教训如此健忘或选择性失明的民族，只能在"重庆模式"的黑色怪圈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式”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仍然大行其道：宣传体制高度一体化，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论，等等，这些因素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

2013年5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红”，各地大肆围剿“网络谣言”，例如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公安拘留，等等。

以上的这些事件都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可见中国大陆对言论管制的严酷。只是这几件事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重庆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得有点出格。

“重庆模式”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要感谢薄熙来，因为他真实地展示了展示了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

在21世纪初，虽然网络极大丰富了中国大陆民众的思想和信息来源，解冻了专制制度的土壤，公民独立思维开始形成并带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组织化的公民力量仍然十分脆弱，并只能在体制压抑下艰难成长。相反，“重庆模式”的群众基础却显得相当丰厚，这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中尤其突出。

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当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大陆还有这么幸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