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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0-11-19 10:45
回复楼上的：一位崭新的房奴即将诞生！bq133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9 10:07
如果有房奴做，我也宁愿呀，但以我们的工资水平，现在买不到高州小区商住楼的一平米，就算房价两年内不上涨（其实不可能）敢问，到何年何日，我才能供得起一套房的首期呢？
以3000元一方来算，买个150平米的，房价是45万元，首付就是15多万元，以目前每月工资不吃不喝来计算，至少也要3.4年才能买得起，但以目前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我基本是“月光族”了，哪有条件做房奴呀。
所以说，房奴就是我的奋斗目标，我奋斗就是为了做房奴。bq110
以3000元一方来算，买个150平米的，房价是45万元，首付就是15多万元，以目前每月工资不吃不喝来计算，至少也要3.4年才能买得起，但以目前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我基本是“月光族”了，哪有条件做房奴呀。
所以说，房奴就是我的奋斗目标，我奋斗就是为了做房奴。bq110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8 16:36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48.143.x 于 2010-11-18 14:34 发表
听说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里，买了房也等于是一辈子就要做房奴了的。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8 14:34
听说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里，买了房也等于是一辈子就要做房奴了的。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8 10:59
民生多艰,多难兴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bq173
sungeun 发表于 2010-11-18 10:24
在奋斗的过程中耗尽自己的一切！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7 17:03
身为房奴的我们，还能有其它奋斗目标吗？bq140
匿名 发表于 2010-11-17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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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
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
“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房子是一座山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钟摆”式的日子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如今，很多白领的生活是“惨白”的
被透支的青春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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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
在奋斗中很多人青春不再
中国白领的光环不该褪色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外表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多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