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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lkm 发表于 2013-8-8 09:42
匿名 发表于 2013-8-8 09:34
neby 发表于 2013-8-8 08:28
winda 发表于 2013-8-8 08:25
匿名 发表于 2013-8-7 17:04
千里之外 发表于 2013-8-7 16:48
海法官嫖娼案的意义：暴露中国司法界的潜规则2013-08-05 19:13:18
（英美法国家的法官）
一、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为何如此轰动？
说实话，在我朝，法官嫖娼，其实本没啥大惊小怪。但上海法官嫖娼案，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在于它至少有着如下与众不同的“新意”和“亮点”：
1、组团嫖娼，连同事都不避讳。坊间有名为几大铁的段子曰：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同过窗、嫖过娼、分过赃……其实，这个段子的意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像嫖娼、分赃，本属于既见不得人、又违法的烂事，是绝不宜和他人一起干的，同事更是如此。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一事，至少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涉案法官的职业圈子里，对于嫖娼的道德敏感度已经极为低下，甚至于麻木、视之为常态。
2、嫖娼地点竟然是在市府招待基地。据报道，事发地上海南汇区的“衡山度假村”,门前高悬“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招牌，官方网站更号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本来，我朝法律明确严禁任何性交易；而作为官方公务接待场所，自更应率先垂范和遵守。可事实却出乎意料，甚至恰恰相反。
3、嫖娼行为竟然被人给录了像，并传布于网络。据报道，爆料人是一场官司的“受害人”,打官司输了房产，全家租房；而官司另一方及其律师系高院副庭长亲属。于是爆料人决定“报复”,瞒着家人，历时一年，用秘拍器材跟踪副庭长；嫖娼视频系他以丢东西为由去宾馆秘密翻拍监控所得；而拍到庭长及其他人纯属意外。法官嫖娼，不值得惊讶，但竟被曝光于舆论，过程又如此富有戏剧性，则出人意料。
二、为何禁止法官嫖娼？
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一经爆出，便招致讨伐汹汹。按理说，法官禁止嫖娼，本乃基本公理，自无需啰嗦；而我国法更一律禁止所有的性交易行为。然而，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妄人说：法官也是人、也有私生活，假如自费嫖娼也无不可，难道其他行业的人不会嫖娼吗？！
此说貌似公允、理性和人性，但实则极为无知和无耻。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伦理底线是，对公职人员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并非是歧视公职人员，实乃因为公职人员执掌的是公共权力，处理的是公共事务。这意味着：第一，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所要管的事情，毕竟不是自己的权利和事情，因此，其运用好权力的责任心自然有限；第二，公共权力是可以支配他人、而他人必须服从的权利，因此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然更容易滥用这一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正是由于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执掌者，因此最容易滥用权力。从而，公职人员就必须受到更为严格的要求，包括对道德准则方面的要求。而在公职人员当中，法官则要受到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这是因为：
第一，法官手中掌握着的司法权，直接决定着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法官的行止更为严谨和自律，法官的裁判也才能更好地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当下中国的司法权威低下，恐怕就法官的道德形象不佳不无干系。
第二，众所周知，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司法权乃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培根那句名言所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害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却把公正的源头败坏了”。
进而，一个人既然选择去当公职人员，就必须接受这一要求。而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百姓。因为毕竟没人强迫你去选择公职，这是一个双向的自愿行为。如果你不愿受到公职所带来的种种约束，就不要选择从事公职。这些本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公理。
而一些“左”派则说，在你们自由主义者崇拜的西方国家，嫖娼是合法的行为，给了钱就行，法官们不是正在朝你们崇拜的西方法治国家学习么？你们不是要人权、盼开放吗？法官们正朝你们鼓吹的道路前进啊！你们还叫什么？
这种观点表明上看仿佛雄踞道德的制高点，实则是对自由主义的严重无知和偏见。自由主义要保障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同时，正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才更强调对公权力和执掌公权力者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支持卖淫合法化；即使支持，也并不意味着支持法官可以嫖娼，相反，自由主义者反而更强调法官作为公职则绝不应嫖娼。
对法官嫖娼最有力、也最具迷惑性的辩护是：是否嫖娼和能否秉公判案无关，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好法官，不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坏法官。这一观点，乍听严谨、“辩证”，实则大谬不然！这是因为，虽然不嫖娼的法官不一定是好法官，但嫖娼的法官更可能是坏法官！好比飞机安检，携带危险品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但难道就不需要安检吗？法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枉法的可能性，并保证法官道德形象上的可接受性。
而且，即使按照中国现行法，公职人员包括法官嫖娼，不仅要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受到治安处罚，而且，也为法官法所禁止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同时，在中国，公职人员一般都是党员，而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嫖娼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再者，法官到高档娱乐场所嫖娼，恐怕一般都并非自费，而通常都是由律师或当事人的上供、买单，以换取额外的关照，这从而很可能涉嫌职务犯罪。
总之，法官禁止嫖娼，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底线和公理，也为中国法和党纪所禁止，并可能涉嫌犯罪，而绝非是个人私德问题。可在中国，这样的公理也变得混沌不清。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会发生恶行，而是人们对恶行麻木，将其视为常态。
三、为何法官嫖娼在中国并不鲜见？
既然法官不允许嫖娼乃基本底线与公理，也为中国法所禁止。但为何又说，在我朝法官嫖娼这事无甚稀奇？笔者学法律出身，对这个行当应当说还算熟悉。先转述一朋友讲的“糗事”:他所在企业有案子在法院，遂请主审法官吃饭。饭局之殷勤、丰盛自不必说，孰料饭后法官似仍不满意。后才知吃饭只是招待法官的前奏和热身而已……而这一囧事放到现在讲，已有朋友嘲笑说笔者实在是太过out。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国，法官和其他掌权者一样，其权力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当然，同时法官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也很严重。照理说，我朝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绝不能说没有，而且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繁多的，有人大、反贪局、反侵权渎职局、预防腐败局、监察局还有党内的纪检委……然而，为何对权力包括对法官的监督有往往并不奏效呢？原因也同样简单。因为我们现有的所有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民主制度作为启动监督机制的压力和动力。
例如：一个枉法裁判的法官，照理说有许多机构都可以也应该去管他，但为什么不管？就是因为，枉法裁判受害的是老百姓，而老百姓的选票对于这些监督机构并无任何影响。所以，这些监督机构有有何动力和压力去监督法官呢？反而包庇违法者，对双方往往是更有利的--这也是为何我断言，“官官相卫”其实是盛产于非民主制之下的“特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监督者只有在出于争权夺利时，才会启动其手中的监督权。例如当年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频频对法院领导挥动双规的大棒，其目的当然不是要监督违纪违法的法官，而是因为他收取了当事人的钱财，要为人“消灾”。
而且，往往与其他公职人员不同的是，法官直接手握决定当事人利益的权力。于是乎，当事人（常常是通过律师）勾兑法官就成了常态。由于法院手握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大权，而又不受有效的监督，所以无论是要想打赢官司（也包括能否立案、开庭、胜诉后判决能否执行等，都莫不如此），公关法官要比讲法律，自然更为重要和有效。这不仅适用于当事人，律师更是如此。而据上海法官嫖娼案的报料人透漏说，请法官嫖娼的九成是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请法官洗澡嫖娼岂不是太正常不过了？！
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只不过是不经意间暴露了司法界的“潜规则”和真实生态的行业的冰山一角而已。而这种真实的司法生态，之前则被法官、律师视作常态、大家心照不宣并讳莫如深，因此并不为一般百姓所熟知而已。因此，通过上海法官嫖娼案，使更多的人们能关注和反思司法界的真实生态，则是这个事件的最大意义所在。
结语
总之，法官嫖娼，本来严重违背基本政治伦理底线和公理，并也本为我国的党纪国法所严禁。但同时，在我朝，法官嫖娼却又本不稀奇，当事人和律师公关法官比讲法律更重要--这些话我本不愿意说，因为这自然会让一些法官和律师朋友感到不悦。但以个人观察，这又确实是实情。
一言蔽之，体制环境使然。因此，我无意于因此而责备任何个人以及法官这个行业。而最大的体制原因便是缺乏民主问责机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少人的提议——即：以后冤民们，别上访、别自焚、别爆炸，而专注盯梢三个月，啥事都能解决，既反腐又复仇，于公于私都有利——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上海嫖娼案中的爆料人这样，既有这种专业的跟踪能力、锲而不舍执着精神、又有如此好的运气。归根结底，还要靠民主问责机制的落实。
同样的道理，该案中法官的嫖资谁出的？有无幕后枉法交易的情况？爆料跟踪者的案子是否需要复查？还如，据报道，当初爆料者已经发现被举报法官嫖娼并报警，但最后却使得法官逃过处罚，此事是否属实，是不是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没有有效的民主问责机制下，很可能将永远没有答案。
（英美法国家的法官）
一、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为何如此轰动？
说实话，在我朝，法官嫖娼，其实本没啥大惊小怪。但上海法官嫖娼案，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在于它至少有着如下与众不同的“新意”和“亮点”：
1、组团嫖娼，连同事都不避讳。坊间有名为几大铁的段子曰：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同过窗、嫖过娼、分过赃……其实，这个段子的意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像嫖娼、分赃，本属于既见不得人、又违法的烂事，是绝不宜和他人一起干的，同事更是如此。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一事，至少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涉案法官的职业圈子里，对于嫖娼的道德敏感度已经极为低下，甚至于麻木、视之为常态。
2、嫖娼地点竟然是在市府招待基地。据报道，事发地上海南汇区的“衡山度假村”,门前高悬“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招牌，官方网站更号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本来，我朝法律明确严禁任何性交易；而作为官方公务接待场所，自更应率先垂范和遵守。可事实却出乎意料，甚至恰恰相反。
3、嫖娼行为竟然被人给录了像，并传布于网络。据报道，爆料人是一场官司的“受害人”,打官司输了房产，全家租房；而官司另一方及其律师系高院副庭长亲属。于是爆料人决定“报复”,瞒着家人，历时一年，用秘拍器材跟踪副庭长；嫖娼视频系他以丢东西为由去宾馆秘密翻拍监控所得；而拍到庭长及其他人纯属意外。法官嫖娼，不值得惊讶，但竟被曝光于舆论，过程又如此富有戏剧性，则出人意料。
二、为何禁止法官嫖娼？
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一经爆出，便招致讨伐汹汹。按理说，法官禁止嫖娼，本乃基本公理，自无需啰嗦；而我国法更一律禁止所有的性交易行为。然而，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妄人说：法官也是人、也有私生活，假如自费嫖娼也无不可，难道其他行业的人不会嫖娼吗？！
此说貌似公允、理性和人性，但实则极为无知和无耻。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伦理底线是，对公职人员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并非是歧视公职人员，实乃因为公职人员执掌的是公共权力，处理的是公共事务。这意味着：第一，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所要管的事情，毕竟不是自己的权利和事情，因此，其运用好权力的责任心自然有限；第二，公共权力是可以支配他人、而他人必须服从的权利，因此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然更容易滥用这一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正是由于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执掌者，因此最容易滥用权力。从而，公职人员就必须受到更为严格的要求，包括对道德准则方面的要求。而在公职人员当中，法官则要受到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这是因为：
第一，法官手中掌握着的司法权，直接决定着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法官的行止更为严谨和自律，法官的裁判也才能更好地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当下中国的司法权威低下，恐怕就法官的道德形象不佳不无干系。
第二，众所周知，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司法权乃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培根那句名言所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害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却把公正的源头败坏了”。
进而，一个人既然选择去当公职人员，就必须接受这一要求。而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百姓。因为毕竟没人强迫你去选择公职，这是一个双向的自愿行为。如果你不愿受到公职所带来的种种约束，就不要选择从事公职。这些本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公理。
而一些“左”派则说，在你们自由主义者崇拜的西方国家，嫖娼是合法的行为，给了钱就行，法官们不是正在朝你们崇拜的西方法治国家学习么？你们不是要人权、盼开放吗？法官们正朝你们鼓吹的道路前进啊！你们还叫什么？
这种观点表明上看仿佛雄踞道德的制高点，实则是对自由主义的严重无知和偏见。自由主义要保障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同时，正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才更强调对公权力和执掌公权力者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支持卖淫合法化；即使支持，也并不意味着支持法官可以嫖娼，相反，自由主义者反而更强调法官作为公职则绝不应嫖娼。
对法官嫖娼最有力、也最具迷惑性的辩护是：是否嫖娼和能否秉公判案无关，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好法官，不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坏法官。这一观点，乍听严谨、“辩证”，实则大谬不然！这是因为，虽然不嫖娼的法官不一定是好法官，但嫖娼的法官更可能是坏法官！好比飞机安检，携带危险品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但难道就不需要安检吗？法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枉法的可能性，并保证法官道德形象上的可接受性。
而且，即使按照中国现行法，公职人员包括法官嫖娼，不仅要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受到治安处罚，而且，也为法官法所禁止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同时，在中国，公职人员一般都是党员，而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嫖娼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再者，法官到高档娱乐场所嫖娼，恐怕一般都并非自费，而通常都是由律师或当事人的上供、买单，以换取额外的关照，这从而很可能涉嫌职务犯罪。
总之，法官禁止嫖娼，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底线和公理，也为中国法和党纪所禁止，并可能涉嫌犯罪，而绝非是个人私德问题。可在中国，这样的公理也变得混沌不清。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会发生恶行，而是人们对恶行麻木，将其视为常态。
三、为何法官嫖娼在中国并不鲜见？
既然法官不允许嫖娼乃基本底线与公理，也为中国法所禁止。但为何又说，在我朝法官嫖娼这事无甚稀奇？笔者学法律出身，对这个行当应当说还算熟悉。先转述一朋友讲的“糗事”:他所在企业有案子在法院，遂请主审法官吃饭。饭局之殷勤、丰盛自不必说，孰料饭后法官似仍不满意。后才知吃饭只是招待法官的前奏和热身而已……而这一囧事放到现在讲，已有朋友嘲笑说笔者实在是太过out。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国，法官和其他掌权者一样，其权力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当然，同时法官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也很严重。照理说，我朝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绝不能说没有，而且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繁多的，有人大、反贪局、反侵权渎职局、预防腐败局、监察局还有党内的纪检委……然而，为何对权力包括对法官的监督有往往并不奏效呢？原因也同样简单。因为我们现有的所有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民主制度作为启动监督机制的压力和动力。
例如：一个枉法裁判的法官，照理说有许多机构都可以也应该去管他，但为什么不管？就是因为，枉法裁判受害的是老百姓，而老百姓的选票对于这些监督机构并无任何影响。所以，这些监督机构有有何动力和压力去监督法官呢？反而包庇违法者，对双方往往是更有利的--这也是为何我断言，“官官相卫”其实是盛产于非民主制之下的“特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监督者只有在出于争权夺利时，才会启动其手中的监督权。例如当年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频频对法院领导挥动双规的大棒，其目的当然不是要监督违纪违法的法官，而是因为他收取了当事人的钱财，要为人“消灾”。
而且，往往与其他公职人员不同的是，法官直接手握决定当事人利益的权力。于是乎，当事人（常常是通过律师）勾兑法官就成了常态。由于法院手握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大权，而又不受有效的监督，所以无论是要想打赢官司（也包括能否立案、开庭、胜诉后判决能否执行等，都莫不如此），公关法官要比讲法律，自然更为重要和有效。这不仅适用于当事人，律师更是如此。而据上海法官嫖娼案的报料人透漏说，请法官嫖娼的九成是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请法官洗澡嫖娼岂不是太正常不过了？！
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只不过是不经意间暴露了司法界的“潜规则”和真实生态的行业的冰山一角而已。而这种真实的司法生态，之前则被法官、律师视作常态、大家心照不宣并讳莫如深，因此并不为一般百姓所熟知而已。因此，通过上海法官嫖娼案，使更多的人们能关注和反思司法界的真实生态，则是这个事件的最大意义所在。
结语
总之，法官嫖娼，本来严重违背基本政治伦理底线和公理，并也本为我国的党纪国法所严禁。但同时，在我朝，法官嫖娼却又本不稀奇，当事人和律师公关法官比讲法律更重要--这些话我本不愿意说，因为这自然会让一些法官和律师朋友感到不悦。但以个人观察，这又确实是实情。
一言蔽之，体制环境使然。因此，我无意于因此而责备任何个人以及法官这个行业。而最大的体制原因便是缺乏民主问责机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少人的提议——即：以后冤民们，别上访、别自焚、别爆炸，而专注盯梢三个月，啥事都能解决，既反腐又复仇，于公于私都有利——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上海嫖娼案中的爆料人这样，既有这种专业的跟踪能力、锲而不舍执着精神、又有如此好的运气。归根结底，还要靠民主问责机制的落实。
同样的道理，该案中法官的嫖资谁出的？有无幕后枉法交易的情况？爆料跟踪者的案子是否需要复查？还如，据报道，当初爆料者已经发现被举报法官嫖娼并报警，但最后却使得法官逃过处罚，此事是否属实，是不是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没有有效的民主问责机制下，很可能将永远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