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斯特莱夫 发表于 2013-9-10 09:29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需要持证的,但中国不是英国,更不是100年前
匿名 发表于 2013-9-10 09:00
20年前，几乎所有县城菜场外的街道边，都坐着几个老太太，面前摆着两只竹篮，里面放着自家地里种的茄子、黄瓜和辣椒。过不了多久，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前来驱赶她们，并以折断秤杆相威胁。但如果她们愿意交几元钱，就可以安然无事地摆上一整天。有时候工商来得太早，老太太们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双方还会讨价还价，最后把费用降低五角甚至一元钱。
所有人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会有人问这笔钱是何种性质，收取的依据是什么，钱交给了谁，做了何用。这笔钱数额极小，不可与每年数以百亿计的计划生育罚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相提并论，但在不少地方，两者却有惊人的相似。
17个省去年共征收计划生育罚款165亿元，这些钱的去处，目前处于无可奉告的状况，但实际上不难推测。行政罚款通常是哪里来哪里去，计生罚款也不会例外，最大的可能是留在计生部门，用来发工资福利。有趣的是，这个数字远低于应收的数目，说明大量超生家庭并没有根据本地规定，足额缴纳罚款。
据新华社报道，罚款征收过程中，讨价还价和打折是很常见的现象，而实收罚款低于应收数额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钱没有入账，而是以行贿的方式进了官员个人的腰包——超生家庭之所以愿意行贿，显然是因为行贿的成本低于罚款金额。报道里没有提到而现实中必定存在的第三种可能是，有些家庭根本没有缴纳，而计生部门对此无可奈何。
这些现象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强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尽管不时仍可听到强制堕胎的惨剧，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曾经普遍存在的、不顾一切后果制止人口增加的做法，如今不再是地方政府的首选。
实施高强度计生政策的前提是限制人口流动，这个前提在现实中不复存在。20年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已经发现了如下现象：人口流动能有效地削弱计生政策的效力。尽管10年前还有内地的乡村干部被派往东部沿海城市，监管本地外出务工人员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这种缘木求鱼的愚蠢做法只是昙花一现。对计划生育进行异地监管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级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
一旦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就在这件事上采取了更现实的态度：既然超生不可避免，那就不要浪费创收的机会。生育指标已经移出了非卖品清单，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换句话说，超生罚款的性质从惩罚变成了寻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幕重演了——花钱买自由，这正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局面。
20年前工商所管理菜场的方式，和今天计生办征收超生罚款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博弈。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博弈看做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并将其描述为政府寻租和个人购买自由两个相对的过程。尽管这两个过程的表征是灰色和庸俗的，在道德上可以加以指摘，随之而来的却是深刻的社会转型。
最近1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向已经发生了静悄悄但却是本质的变化。在人口流动之外，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使得罚款的震慑力急剧下降，进一步使计划生育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持续。除了可能因超生被开除的公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他们在生育问题上有了更多选择。
个人自由扩张的过程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结果会引发另一个结果。人们一旦摆脱心理上对体制的恐惧和生活上对体制的依赖，会独立做出判断，就会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当他们变得更自信更强大的时候，原有的权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此过程之中，很多无可奉告的现实——如社会抚养费的去向，都在走向心照不宣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