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怎么扼杀出版革命的
21世纪初时随着朝鲜等国家对互联网控制的加强，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开放社会如何在传媒革命面前从不知所措到扼杀，最后达于控制的全过程。
统治者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恐慌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在任何时代，当传媒、出版业有了大发展之时都是统治者紧绷神经，意图加以控制的时候。乐观的人会认为，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最终技术革命必然掀翻保守的统治者，宣告革命的胜利。
然而从历史上却得不出这样乐观的结论。
统治者对传媒的控制最终的确会土崩瓦解。但在瓦解之前，控制会把整个社会变得羸弱不堪，成为文明的失败者，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超过和击败。只有这时统治者才会被推翻，把社会做了陪葬品。
在中国的宋代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出版革命，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21世纪初朝鲜等国家的作为毫无二致：出版物不仅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反而被弄权者娴熟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思想奴役的好工具。
一、欧阳修请求禁书。
欧阳修写给皇帝的一份建议，写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名字叫《论雕印文字劄子》，内容如下【1】：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这段话的大意是：
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由于《让官表》这篇文章的原因，这本书应该禁止，政府应该到印刷厂将书的雕板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17年前，也就是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地位。宋仁宗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宋朝军队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在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与西夏签订合约，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时，辽威胁宋朝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但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给他授予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而恰好公元1055年时，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做活广告，将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
二、出版业革命。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
秦始皇时代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此时的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唐代已经有了雕板印刷。但一直到唐代结束时，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板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所以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代末年，雕板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板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板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板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做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和要求高，所以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被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为了革命的主角：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
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由于政府的势力太大，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但在两浙由于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
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宋代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说文化时常常唐宋并称，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的区别在于：唐代文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大都是一方面的专才，而宋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万事通（既要懂军事，又要懂经济，更要懂法律），从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储备上已经明显进步。
比如：包拯包青天，如果按照现在的划分会是一个法律界人士，但实际上包拯曾经当过京东转运使、三司使都是经济方面的官员，特别三司使更是相当于财政部长加交通部长，权力非常广泛。同时他还当过工部员外郎，跑到住房建设部客串一把。而一代名臣范仲淹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经济改革，还在军事上造诣独具，指挥过与西夏的对抗。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通才，与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书籍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三、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
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13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除了名臣倍出之外，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
但普通民众了解事实会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与现代人一样，古代人也想到了同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
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而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
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而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苏辙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时，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家伙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在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价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心里充满了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他突然笔峰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
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3】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四、抛开借口看实质。
由于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文德殿的南门端礼门立一块石碑。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每天从此经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由于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
此后皇帝感到仍然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120人调整到了309人。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4】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时总是以为自己是安全，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不过，宋代由于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思想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
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思想的束缚。
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与此同时……
大约在明朝建立80年后，欧洲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古登堡的发明也在欧洲也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普通民众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欧洲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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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
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
中国的汉朝时期时，欧洲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宋代的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新的高度，而此时欧洲仍然在中世纪的黑暗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思维和讨论。
注释：
【1】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八。
【2】 《宋史》，卷三百十三。
【3】 《栾城集》，卷四二，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4】 《宋史》，卷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