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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长征其实是走老路 [打印本页]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4-1-6 09:11 标题: 新长征其实是走老路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官僚体制”这个词有强烈的贬义。其实，官僚体制是一个中性的术语，不是全然否定的，海外很多学者把它译成科层制度。这里还是用中国国内读者更熟悉的字眼——官僚体制、官僚系统或官僚制度。

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大陆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有一个例外，下面再专门论及）。因为毛泽东不让国家体制长期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大的政治社会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予以基本的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络。

当然有人会说，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她自己身边也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由他的直系亲属江青、毛远新以及他们的助手构成（《辛子陵先生2010年3月9日复函裴毅然教授》，Open Magazine Monthly，2010年4月号，第56~57页）。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大陆基本上停止了明显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样的目标转型，与官僚制度从文革中间的破碎状况一步一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过程是同步的。

可以讲，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步过程，也不可能有整个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政治的正常化、中国社会的秩序化、中国人心态（mentality）的理性化。

邓小平把自己推动的施政路线称作“新长征”，但从政府体系和行政治理的角度看，“新长征”其实就是走老路。因为它的主线是重建其源头可以上溯到科举时代的文官体制，像文革以前那样依靠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僚管理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

洋人教授（其中包括以文明的冲突一说闻名的亨廷顿）的经典文献中有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之所以说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因为在全世界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中国人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18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传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比较历史学里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最核心的传统就是官僚制。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和巩固起来。

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大的政治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0年代末以后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基本政治稳定，这就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中国大陆虽然不是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但摊子大，所以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利益太惊人了。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

在中国大陆，可以经常听到人们说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给圈过去了。处处建电站筑大坝，每个项目都攫取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资金。

许多中国人也能够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的重要代表（水电部门的前任现任高官等人），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大上项目论证的专家。

在20世纪末改革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巨型和大型城市里面（专题报告《楼市拐点？4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分析及走势》，《中国经济报告》2010年第3期）。

更不要忽视的是，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大陆的人口老化非常快。据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

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2030年）也就是还有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那在21世纪初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参阅系列报道和讨论《计划生育谋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香港北京《财经文摘》2009年第7期，第32~51页）。

国际上很多的经验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家庭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是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大多会自愿减少生育，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鼓励造人，台湾口号奖百万。台湾、澳门生育率全球最低，香港倒数第二，韩国倒数第三》香港《明报》，2010年9月1日）。

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远比中国大陆20世纪一直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婴儿比例的严重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直至21世纪初还没有被中国官方所接受？

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就有人提出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什么老是没有改？

因为已经形成了依附于这个土地制度的庞大的特权集团。比如：有权批地的，有权拿到好地的，有权将郊区农村土地变成商业用地的，每年都有天文数字般的收益。谁会支持改革？

再比如：高等教育，大学制度改不下去，而且很多方面越来越糟糕。原因就是因为教育系统的各级机构用行政的手段把教育资源牢牢抓在手里，得天天求爷爷拜奶奶送礼才能办成一件事（胡赳赳：《刘道玉专访：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新周刊》2010年6月24日）。

还有污染问题，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污染问题长久不能得到解决，就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比如：山西等地的采煤带来的环境破坏，就是关系到煤老板和保护他们、入股其间的后台人士的巨大利益。

单单在经济资源上操纵运作是不足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

利益的大头是特殊利益集团收取，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被迫承受。

因此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高层领导换届或者重要会议举行时，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新一波的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新一波的失望。

如果要使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更新换代，从小众市场经济迈向大众的市场经济，要把中国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财富的运用，从构成社会基础越来越狭小的那部分人和他们的亲友手里减退出来一大块，增加国民财富全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平合理的竞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享受群体在社会的更多方面、更多阶层、更多地区越来越普及蔓延开来，面对的梗阻障碍会是来自怎样的特殊利益集团？

显然，这里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是哪一个两个产业或部门的，而是被迄今的中国模式萌生的利益网络统一起来的诸多团体，即便涵盖不了所有的掌控着关键政治、行政、经济资源的官员和管理者及其亲友，也应该是其中的大多数。

21世纪初国际批评中国大陆官僚制度最大的一顶帽子是官僚资本主义。当然它们不是铁板一块，有做能源的，有做金融的，有做IT的，有做房地产的，它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它们有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在根本利益上绑在同一条船上。

所以那些在具体利益分配上有矛盾冲突的产业或部门，在更根本的国民财富全过程结构性调整这个大问题上，肯定会联手一致抵抗重大的富有整个社会进步意义的变革。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一个令人头痛的现实挑战是：如果作为普通的中国大陆公民，连一家两家垄断性的大型国有电讯公司、银行或铁路局都搞它不赢，受尽它的霸王条款和无理收费多年而无可奈何，又怎么能够迫使其他更大规模的既得利益集团让步，允许重大的富有整个社会进步意义的变革起步？

放眼19至20世纪，清朝的后期虽然也遇到了来自工业化西方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和国内的很多社会危机，虽然当时统治阶层的眼前身边也有重要的机会地平线，但是所有对付这些压力和挑战的机会，最后差不多都被丧失掉了。

为什么那些机会都被丧失掉了？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像它身边的比它小得多的一个以前的学生日本那样进行成功的改良维新，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文化的、宗教的、技术的、人口方面的。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在中国大陆官方的教科书上，人们更多读到的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的解释，把原因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

其实，当时的中国在内外挑战压力之下，官僚制度（即当年清朝廷）没有能够及时抓住机会，改革社会结构，改革经济结构，特别是改革行政权力架构，以此实行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转型的首要原因。

虽然当时中国其他的毛病和外国的欺负等也该打板子，官僚制度却是拖累了近代中国的最根本的制度性障碍，他们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之强，令改良的步伐迈出一寸都难上加难。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这个长时段看，可以点出几个关键的历史演变的岔道口。

所谓的"岔道意思是：交通线路上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到了这个岔道口的时候，会有好几种可能性、好几个未来的路径。可能就是因为在当时看起来相当偶然的，甚至事后看起来都是正打歪着的一两个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干扰，而使得原来应该走过去的那条更好的路径、更好的方向没有被选取，反而滑向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自拔、像石头一样从山上往下滚的难以遏止的下降趋势，一落千丈。

在近代的转型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就像岔道口的一个顽强装置，拔不掉也绕不过，它硬是把中国拨弄到一条斜路上去了。

清朝后期的中华大帝国，基本上就是被这样慢慢拖垮的。拖垮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中央权威散失、行政管理零乱、国土四分五裂的状况。

传统权力体系在崩溃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替代物：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力中心替代以前的皇帝这个“头”，没有一个新的法统源泉（legitimacy），替代以前的儒家教导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统一完整的文官体制这个行政管理架构。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几十年，至少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1949年。

中国在这些年间，大部分时间里是内乱加外乱，内战加外战。虽然孙中山在世的时候，特别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外的时候（他那么心仪和宣扬“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新三位一体），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有过多次尝试，来重新建构一个相当于并且优越于传统中国那样的权力架构，但基本上都没有稳固下来，更没有把这个架构覆盖到全国范围。

1949年，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再加上其他很重要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对国民党非嫡系军队和地方军阀进行策反），学运、工运、兵运、农运四大成功的运动，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全国统一的权力架构。这个权力架构中间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官僚体制在“干部”新名称之下的全面重建，中国的统一稳定过程非此无法完工。

这一简短回顾，再加上前面对毛泽东“文革”中打破官僚体系的作为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恢复它的作为之比较，旨在说明：

第一，官僚体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

第二，若是不要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管理就会大乱套。

第三，如果要官僚体制而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的制约，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这是中国21世纪初民众不满、社会冲突激化的首要原因。

第二点和第三点堪称中国政治运转和社会管理的两难。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19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

到了21世纪初，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大陆表面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

这些会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有人这么说过：“很难讲文革就是毛主义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又有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这种可怕的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互联网上对贪官酷吏一片喊杀声，反映的就是这情绪。”
　　
在中国，官僚体制的存在或缺失乃是一道主旋律。不管在什么样的大政治制度下，当官僚体制被冲毁了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稳定及治理。重建官僚体制与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历史反复昭示：在中国，官僚体制既是维护稳定、全面治理的基本工具，也是抗拒改良尤其是梗阻以民为本的进步性变革的基本障碍。因为官僚体制有它的集团利益，这种集团利益具有日益与民间利益分离和对抗的惯性趋势。官僚体制越是稳固完整，它掌控的各类权力和资源就越是丰厚，它抵抗以民为本的变革的意志和技巧就越是强韧和精致。

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部分人主张以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手段对付特权和腐败。文革式的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毛病的一剂猛药，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20世纪的世界历史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办法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都试过，20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常是：现有的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做到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中国20世纪初经历的军阀时代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中国历史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之间的混战也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不少的灾难。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

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是毛泽东晚年采用的办法。毛泽东对官僚体系的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因为如果没有民怨，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各级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击官僚体制。但客观地看，文革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官僚体制当然被打碎了，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受到全面的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伦理、科学技术、经济，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

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超常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这些自下而上的造反者。

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官方文件和宣传都说文革非常不得人心。其实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为什么？

因为党政部门的当权在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1959—1962年的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们受害相对较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震撼远不如文革。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日常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在他复出后，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

这也是为什么在毛之后，邓小平能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领导者的根本原因。他为在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小平不可能把天下迅速稳定下来。

但问题在于：当官僚体制一步步恢复的时候，又会遇到老问题：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那时由于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存，且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所以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生活中来。

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大陆对海外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既没有多个政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度，同时腐败也受到严格的控制。中国大陆最想引进的恐怕就是这种体制。

虽然有些局部的方法也可以参照，但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大陆不适合，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

2010年新加坡总人口将近500万，香港稍高于700万人，约等于中国大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只要它们政府的最高领导层盯住下面的官员，一眼就能够从上望穿各级掌权者，再加上还有相当独立的大众媒体监督。

而中国大陆13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正式编制和编制外的党政干部加起来有五、六千万之多（《“红领”成为中国最看好的行业》，中国新闻网，2010年9月3日）。如果缺乏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透明监督，怎么可能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有效的平衡？

回顾整个邓小平时代，大概只有一个实例显示邓小平以他的开明专制权威约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以便推进全体国民的总体利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8~254、313~333页）。

没有小平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中国大陆的军队和军工产业作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财金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但在那以后，找不到更多的自上而下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事例。

第四种办法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的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

有人认为一讲民主制度就以为要马上在中国大陆成立其他政党，搞选举，直接选出国家最高层领导班子，其实这是以后完善了的的高级制度状况。民主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些东西先来，一些东西后来，但不能老不改，守着现有的体制当救命稻草。如果长久不作改变，对国民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一定有巨大的危害。

中国大陆周边的一个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

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极难治理。但1998年以来，该国民主化的方向基本稳定和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但一步步地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相当显著，最基本的两点就是：媒体开放独立和司法独立运转。

现代社会对付官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媒体透明，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大陆，在一步步恢复、发展和壮大官僚体系的过程中，对这个体系的基本缺陷和可能的危险，也有一些来自高层领导的积极防范的考虑和初步的作为。在很多重要的关节点上，采纳过某些基于国际反贪污反腐败经验的制度化倡议，接近于民主化改革的出发点。

在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政时期，就有关于公布各级官员的家庭财产、逐步推广执政党内的差额选举、开放媒体监督、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制衡力度、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民进国退”等措施。

但遗憾的是，阅读当年在胡耀邦等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那些人的回忆录人们就会看到，从197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末，在好几次重要的岔道口上，上述对一步步恢复、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官僚体系滥用公共权力和资源进行抑制的建议和措施，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

所以截止至21世纪初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大陆的官僚体制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时代。在此过程中，随着经济越来越壮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层化和全面化，从多吃多喝、小贪小捞，发展到日益全方位的特权资本主义。

而同一时期里，中国大陆民间以及社会的反腐败推廉政的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实际的制衡作用。于是在21世纪初，文革式政治的极端情绪重新抬头，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20世纪的中国已经尝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和半开明专制的，均不怎么长期有效。第四种办法却只是停留在官方的纸面上，实际启动不了。

21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大陆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主要是照顾特殊利益集团、拉动“官需”，最终刺激了新一波特权资本主义发展。（许小年：《中国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南风窗》半月刊，2010年8月30日。）

如果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民需”的结构性转变，就必须让中国大陆普通公民能够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国民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长期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克服那些从中国大陆发展模式获益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这些“毛”都依附在官僚体系的“皮”上）的阻碍，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4-1-6 10:02

毛主席时代，官员是上级任命的，绝对不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更加不会出现利益集团。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4-1-6 10:11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80.64.x 于 2014-1-6 10:02 发表
毛主席时代，官员是上级任命的，绝对不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更加不会出现利益集团。

毛时代是计划经济，当干部其实可以看作是为人民服务，哪有什么发财的机会，买官卖官根本没有市场。
还有，现在的官员也是上级任命的啊。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4-1-6 10:11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80.64.x 于 2014-1-6 10:02 发表
毛主席时代，官员是上级任命的，绝对不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更加不会出现利益集团。

现在的官员还不是上级任命的？是民选的吗？？有没有买官卖官？？？有没有出现利益集团？？？？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4-1-6 10:14

现代社会对付官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媒体透明，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bq189 bq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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