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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家运即国运：六大元勋家庭史 [打印本页]
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26     标题: 家运即国运：六大元勋家庭史


国运深刻地影响家运，而家运亦折射出国运。家与国，本来就是同生一体，甚或可以说，家国同命。当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之刻，也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之时。

共和国六十年，也是亿万个家庭的六十年。无论是寻常人家还是红墙内外，一个个家庭的沉浮悲欢背后，均紧密折射着这个国家的曲折动荡。

对那些红墙人家而言，因为离核心更近，他们的感受，往往也更为敏感和激烈。与此同时，在关键时刻，这些红色家庭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说，那些革命元勋在转折关头的勇毅举动，既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也是为了自己以及更多的家庭走向幸福。

国运深刻地影响家运，而家运亦折射出国运。家与国，本来就是同生一体，甚或可以说，家国同命。当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之刻，也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之时。

在此刻，我们记录下六个元勋家庭的60年家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和记录下共和国的60年历史。而包括元勋家庭在内的所有中国家庭的幸福，都值得尽力去维系。


1955年，彭德怀（右）与刘少奇参观海军演习图



彭德怀 无私无畏彭大帅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发自北京

1953年，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被接来与彭德怀元帅共同生活。彭德怀膝下无子女，彭钢的父亲也早已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彭德怀视她如自己的女儿一般。

在北京，彭钢入读华北小学。这所中组部的子弟学校当时实行“寄宿供给制”，对伯父尚不熟悉的彭钢更喜欢在寄宿学校的生活。从小艰苦的彭钢对新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适应——华北小学的孩子们来自五湖四海，刘少奇家的，罗荣桓家的……都说各地口音。也没有显得她有什么特殊的。

那时候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工作也很忙，经常出差。平时家中彭德怀没有人陪伴，他就希望彭钢能走读。但学校离家走路要半个小时，每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路上时间，彭钢觉得还不如拿来看书。在她的坚持之下，彭德怀为她买了一辆自行车。

彭德怀总是担心侄女的安全，一到放学时间，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说：“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不要出什么问题啊！”每次彭钢一推开家门，便看到警卫员匆匆赶来，“快去北屋吧！你伯伯正着急呢！”

彭钢说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她热爱阅读，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喜欢的第一本书，《穷儿苦狗记》。这时候，彭钢并不知道，阅读习惯成为了她后来和软禁中的彭德怀最好的交流。

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彭钢记得，“那天他穿着蓝色的礼服回来，说‘你看，像不像女人穿的衣服啊’。”这一年，彭钢14岁。

和伯父成为朋友

影视剧或者各类文学作品中，彭德怀元帅总被描述成一个“粗人”——他脾气大，爱“骂娘”。甚至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火爆”的脾气，他才最终遭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而真实的彭德怀，酷爱读书，脾气温和，“从没见过他发火”。而酷爱读书这一点，更是令彭钢与伯父有了更多交流。

彭德怀曾跟彭钢提到，战争年代他行军的时候总是有个皮箱，里面背着书，有一次皮箱找不到了，彭德怀很着急。最后警卫的战士找到了，他非常激动。“他总说，不读书的人，是无法认识世界的人。”

1959年，高中毕业的彭钢考取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而此时，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境遇已经越来越窘困。而彭钢也迫于各种压力，最终休学一年，回到了北京。

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

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她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她就再也不说话了。

在吴家花园，彭钢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

退下来的彭德怀生活受到监视，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彭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伯伯一起读书。

她推荐《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彭德怀看，挺厚的三大本，伯伯看后还和她讨论主人公巴特诺夫，很多外国人的名字彭德怀都能记住。彭德怀最喜欢《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还买了很多本送人。

他称赞这本书表现出马克思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人，写出了马克思的个性。彭德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看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

无私无畏为人民

彭钢利用休学这段时间陪伴着伯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彭德怀被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因而彭德怀开始闭门“给中央写材料”，说明自己没有里通外国。这也就是后来集结出版的《我的自述》的一部分，给中央写的材料也被后来称为“八万言书”。这份材料彭德怀就会拿去给彭钢阅读——对她伯父的一生，当时恐怕没有比彭钢更了解的人。在“文革”之后，当彭钢写了自己的“万言书”要求给伯父平反时，主要内容都来自当时阅读的这份材料。

总结那一段与伯父的交往，彭钢回忆说，她觉得伯父的一生，总结起来就是“无私无畏为人民”。

平江起义之前，那时候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彭德怀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搞了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民主选举。他对战士爱护有加，甚至于拿自己的钱给战士们买蚊帐。平江起义，总共才募集到了八万多块大洋的资金。其中有三万多是彭德怀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他把自己历年来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彭德怀当时已经是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

起义之后，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一部前往，与早已在此的红四军，也就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取得联系。这时候，红四军的状况很差，伤病很多，敌人又要来围剿，红四军希望能突围。而彭德怀带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的部队仅红五军的一部，才七八百人，彭德怀最终说服了同去的其他红五军干部，接受了当时前委的指示，留下来，为突围的红四军断后。

多年之后，抗美援朝之时，作为司令员的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参加国务院会议，各个部长都来了，各个部长都强调困难。他就拍桌子，“你们都强调困难，谁能困难过志愿军？这么多年轻娃娃，因为受冻挨饿白白死掉了。”此次会议之后，才有了全国支持志愿军的群众运动。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而最能体现彭德怀性格的，还是那个彻底改变他命运的“庐山会议”和“万言书”。而为了这份万言书，彭德怀是在“调研了青海、甘肃、湖南等许多地方以后，在庐山会议上他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清楚，考虑到会议快结束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的信：“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8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1967年初他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在揪斗中打断肋骨，接着又被专案监禁，直到1973年4月发现癌症晚期入院，彭钢才得到允许去看他。

1974年10月，彭德怀半身瘫痪，他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

彭德怀走后的日子

1978年，彭钢看到很多曾经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志都陆续得到平反时，她决定向党中央写信，为伯伯澄清冤屈。

彭钢此时意识到，伯伯一次次反复向她讲述“八万言书”，似乎早有用意。她写的就是伯伯“八万言书”讲的事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知道了，答应帮助彭钢。她从此一头埋进回忆中，写作的过程非常艰辛。从来不抽烟的她，一夜抽了一盒烟。二十多页的纸她不知改了多少遍，写了几个月的时间。

彭钢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当干部，当工人，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回到部队。在总参气象局、总后研究所、干部部、总政纪委等部门工作，曾任总政纪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少将军衔，是十三届中纪委委员，十四、十五届中纪委常委，1998年底退下来。

做官越久，她越能体会到伯伯的不易和勇气。在她从事纪委工作期间，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有些本来查好的案子，由于一些原因，上级领导犹豫不决，就让彭钢重新写报告，甚至吃饭时也有领导劝她，“你手抬一抬就过去了”。彭钢说：“首长，这不是抬不抬手的问题。”

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

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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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28

1949年11月，贺龙率部进军西南。图为贺龙正在研究作战计划图



贺龙 国安定，家就安定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发自北京

受访者：贺龙之女贺晓明

建国初，那段美好的时光

1949年大部分时间里，贺龙都没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先是去了东北，然后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最后又率领18兵团进军大西南。他的妻子薛明，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贺黎明等都还留在延安。当时贺晓明刚满两岁，她的哥哥比她大两岁，最小的妹妹贺黎明刚刚出生。

开国大典之后，向西南进军，贺龙的家属还有其他18兵团的家属，都要转移到西安去。这些刚刚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属们，行军的行列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保卫，而贺晓明，甚至差点就被人贩子拐跑。

贺晓明：到西安时，我们是土包子进城，什么都带个洋字。洋花布，洋白糖……没吃过糖啊。

我哥哥也土，是穿百家衣长大的。要生他时，朱老总的爱人康妈妈（康克清）拿着朱老总的旧衬衣来了，跟我妈说，也没什么东西，就朱老总这一件衬衣，可以再接着穿下去，你拿这件衣服改个小衣服。谁穿过朱老总的衬衣？也就我哥哥了。

我们这些人刚过渭河，吃饭时我就被人贩子抱走了。后来妈妈弄了一辆吉普车，就往前面的集市上追。看见有个大人边上露出来我穿的小花衣服，就把我抢过来了——就这样，我们从农村进到了城市。

1949年11月23日，中共西南局成立。贺龙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此后解放成都，解放大西南，西南军区的总部最终设在重庆，贺龙和他的家人都在西南的几个城市之间奔波。尽管依然没有长期安定，但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作为“高级干部”的贺龙，一直能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并于1954年从重庆回到北京。

贺晓明：我自己最开始的记忆是在重庆。当时，我父亲和母亲都在西南局工作。然后是“镇反”、“三反”、“五反”。刚解放那会儿，国民党的特务特别多，镇反就跟现在的“打黑”是一个意思。后来我们去昆明，我还记得在昆明街上看见斗地主，斗完就枪毙。我妈妈不让我看这些，拉起我就走。

1954年秋天，我们家搬回了北京。然后去海淀的八一小学念书。我、哥哥、妹妹都在这个学校读书。我们学校集体精神非常强，比赛都要拿第一。大炼钢铁，除四害，那么小的小孩，北京市有什么活动都参加，一次都没落下。在我的记忆里，50年代到60年代初，整个国家都特别安定团结，朝气蓬勃。

敢言贺帅，文革磨难

但对于贺家子女来说，家庭生活其实并没有真正远离过国家的变迁。从1960年代开始，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计划就被推行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们，从小对自己的期许，都与军队、与国家不可分割。人们对解放后贺龙的许多记忆，都来自于贺晓明记忆中那段 “最美好”的时期。从1952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被誉为“新中国体育奠基人”，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罗瑞卿等一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贺晓明：中学毕业之后，我就面临选专业的问题，我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而实际上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东语系。

因为我看报考的单子里头，东语系有印度语，我觉得那个是打印度时有用的。当时东语系热极了，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要当兵打仗，东语系用得上。

那时中苏正好在论战，冲突很激烈，我妈妈就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系呢？学国际政治吧，“以后工作需要”。

我考虑再三，听了她的意见。我哥哥不同，我感觉爸爸妈妈把他当栋梁栽培。女孩儿嘛，就跟着干点事吧，要求就比儿子弱很多了。到中学后，那时候有勤工俭学。我哥哥是北京四中的，打铁回来了爸爸还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如果手上有茧爸爸倒高兴，证明孩子磨炼出来了。学校还给点小补贴，打了一个月的铁，给了两元人民币。

我是1965年入党的。我们老爷子听说我入党了，非常高兴。那时候他在外地，我打长途电话告诉他。他正在吃饭，说为我女儿干一杯。

当时的贺晓明并不清楚贺龙的经历，庐山会议等等当代中国历史上与贺龙相关的历史事件，贺晓明都是后来才慢慢听说。直到“二月兵变”事件的发生，从彭真而贺龙，政治斗争的形势决定了谁来为莫须有的“兵变”负责。贺龙薛明夫妇也被送往西山隔离审查，贺晓明和她的哥哥贺鹏飞离开北京，与父母和妹妹都失去联系。

贺晓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这是对红卫兵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反应最快的就是这帮干部的孩子，毛主席都这样了，咱们就破四旧去吧，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文革”中的经历我不想细谈，太乱了，整个国家都颠倒了。我和哥哥在外面躲避一阵之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父亲在1969年6月去世了。1970年我从北大毕业，此后就分配到了贵州，我哥哥分配到甘肃。

父亲去世后，造反派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间去世的。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但他自己出了许多汗，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抽了两包烟。“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就回北京了，开始找妈妈。我们就写了封信给总理，什么苦都没说，就说这么多年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希望总理能尽快安排我们去看妈妈。

大概两三天后，总理就安排人来找我们。说信总理收到了，现在安排你们去看你妈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已经在北京了。我妈妈那时候身体很差，说话不利索，老要用手打比方。

国运与家运

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表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随着国家慢慢安定，从文革后期开始，贺家的生活也逐渐走上正轨。贺晓明被重新分配工作，因为毕业于北大东语系，被分配至外交部。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贺鹏飞则被分配到北京市外贸局，他以后在军队历任总参装备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之时，也主要负责军队的新装备引进与建设。2001年，贺鹏飞中将病逝。

贺晓明：周总理跟我爸爸的友谊时间是非常长的，两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我妈妈被他从贵州救出来以后，他亲自交待我妈妈，说你是和贺龙同志最后在一起的人，应该把贺龙同志最后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就这样，我妈妈写了一个汇报。总理看后，非常震惊和难过。

后来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想回北京。一个星期后有人找我妈，说你家女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要我们来了解她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妈说她都不知道，她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这么分到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

我哥哥回来以后，先是在北京市外贸局工作，他那会儿工作特别累，成天押车，运往越南什么的。他后来因为心脏病病逝，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累的。他是2001年走的。现在走了8年，我们现在家里还老提到他。

老帅们给国家立了两个功，先是建国，然后是护国——“文革”十年，没有他们的坚持，国家眼看就要走不下去了。我们这一家，和国的命运贴合得太紧密了，只要国家安定了，我们的家就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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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28

1971年6月，中国共产党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粟裕（右）与叶剑英（左）在主席会上讨论问题



粟裕 大将之首，淡泊名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受访者：粟裕儿媳李曼俊

被毛泽东两次点将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一天，毛泽东等人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毛泽东是第一个上前铲土的，他拉上了朱德，又越过许多人，拉过了粟裕，一起上前奠基。

第二天，作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前，《人民日报》记者已经称他为“常胜将军”。更大的赞誉来自刘伯承，刘说，粟裕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有两个例子表明，毛泽东对粟裕显然是看重的。第一个是，1950年，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由于当时涉及的部队已经不仅仅是他所在的三野，而是需全军协同的重大军事行动，所以粟裕建议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而毛泽东说，解放台湾之战，仍旧由粟裕指挥。

第二个例子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点将粟裕。“1950年7月，军委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同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粟裕儿媳李曼俊说。

此时粟裕有病在身，当年他曾被一发炮弹击倒，此后常常头痛难忍，而且还有高血压和肠胃病。“粟裕怕自己的身体误事，请求辞去这个任务，但毛泽东坚持要粟裕去。”李曼俊说，“粟裕后来立即着手准备，但是没想到病情加重，甚至吃饭时候都不能左右看，只能把放碗放在正面一条线上，最终只能请假治疗。”

因为病情，粟裕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包括之前就领命的台湾之战。“他的一个小屋里满屋都挂着地图，门背后就是台湾地图，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始终没有放下。”李曼俊说。粟裕曾3次设计攻台方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最终没有实施。

事实上，军事是粟裕一生都不变的爱好。李曼俊说，粟裕一生最爱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南针和望远镜。就连一个非常陈旧简陋的硬壳指南针，粟裕也当宝贝收着。

“无冕元帅”

1951年，从苏联看病回来的粟裕被毛泽东点将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三年后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粟裕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中央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

毛泽东于是感叹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毛后来定粟裕做大将第一名。

1958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粟裕受到错误批判被迫检讨。之后，粟裕被免去总长职务，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66年，“文革”爆发，“四人帮”将粟裕列入了“黑名单”，林彪则说粟裕有“特嫌”。1967年，军科院已经喊出了打倒叶剑英和粟裕的口号。

“后来周恩来找到粟裕，对他说，国防工业系统现在处于半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就让他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到了1970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时，周恩来又一次把他叫去，让粟裕到了国务院业务组，再一次保护了他。”

这样粟裕又抓了国务院的很多事情，特别是交通部。当时邮电、交通、铁路是一个部，交通瘫痪得厉害，“当时家里很紧张，经常是半夜来电话，来电话就是出事故了，而且老爷子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他就到处灭火，和造反派谈，和管业务的人谈，解决问题。这种事情是很容易被抓到辫子的，当时家里人都非常担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维持最基本的经济运转就已很不容易，但粟裕考虑到政治运动过后的国家经济发展，仍做了许多前瞻性的研究部署。“几乎跑遍了沿海适宜建港口、内地需要建铁路的地点，提出发展规划，后来新建的不少港口和铁路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李曼俊说。

1972年，陈毅去世之前，李曼俊跟公公婆婆一起去看陈老总。陈毅当时输液一天输八个小时，还跟粟裕开玩笑，说自己从来“还没有吃过八个小时的宴会呢”。后来陈毅妻子张茜病重的时候，“也是我们去看她，当时粟惠宁（粟裕的女儿）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确定了恋爱关系，粟裕把他们叫来，站在张茜的床前让她放心。”

就是在陈毅追悼会上，赶来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受到了保护。

智者粟裕

1975年四届人大开幕前，军队代表团推举粟裕担任代表团团长。“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到了解放军代表团住地。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有人当着江青的面提醒粟裕说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给大家讲讲话。”李曼俊说。

而粟裕装作没听见，结果此人又说了一遍，可粟裕依然和旁边的人说话，江青随后愤然离开。“后来有人问起这事，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这是粟裕的一次特别行动，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军队打招呼。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之前，叶剑英又让粟裕到部队去了解情况打招呼，“这些老同志之间心照不宣在关键时刻能默契配合。这些情况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我们单位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他才和我们一起庆祝。”李曼俊说。

由于过去受到的批判，粟裕历史上的功绩在当时很少被提到，因此他一直不想写回忆录。七十年代后期，粟裕决定要写回忆录，“他认为自己在革命生涯中的经历和经验是许多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他组织了一个以我婆婆楚青为首的班子协助他整理材料。他口述，我们听他‘讲故事’，录音。他讲述了作为指挥员的很多思考，很有价值。这其中婆婆楚青和秘书班子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直至1988年《粟裕战争回忆录》得以出版。”

“特别要提到的是，1979年粟裕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实践和这些年对未来战争的研究，给国防大学和中央党校做了题为‘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初期几个问题的研究’的报告，被评价为“对于克服禁锢，提倡实事求是，促进我军军事学术研究，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1984年1月，粟裕的病情急剧恶化，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从广州打来电话，代表邓小平一家、王震一家和他家问候病情。

一个月后，粟裕病逝。

军旅世家

1969年，粟裕的大儿子粟戎生结婚了。儿媳李曼俊的父亲也在军事科学院任职，是粟裕的同事。李曼俊和粟戎生在101中学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

毕业后粟戎生下了部队，从普通士兵干起，在导弹部队和美国U2飞机打游击，而本来分配到七机部的李曼俊正在一个农场种地。

因为双方的母亲都在干校劳动，所以婚礼只是双方父亲外加彼此的妹妹共6个人一起吃了顿饭。“结婚后我们两个去河北农场看他的妈妈楚青，他妈妈拿了五块钱买了一车西瓜请干校同事们吃，算是祝贺。”

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后去了地空导弹部队，在1967年击落美侦察机作战中荣立三等功。后珍宝岛战事正紧，粟戎生又到了北方前线。此后，他还曾作为军事主官参加过边境防御作战。因为父亲喜欢打枪，从小训练的粟戎生也枪法很好，成了将军后还经常和士兵比赛。

1998年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晋升为中将军衔。粟戎生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得国家专利技术十余项。他当军区副司令员7年中，先后组织数十场对抗演练，电视连续剧《沙场点兵》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原型就是粟戎生。

现在，粟戎生还是解放军军队信息化小组的成员，“还天天忙，在国防大学做博士生导师，他是有实战经验的，现在做一个桥梁，把学员带到实战演习的现场去给他们讲课。”李曼俊说。粟戎生家中还搭了一顶迷彩帐篷，军用卧具齐全，作为自己的地铺。

粟裕的三个子女都是军人出身，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舰艇上工作，后转业到交通部，粟裕又支持他到远洋轮船上工作，所以又到了远洋公司。而女儿粟惠宁也一直在军队工作，大校军衔，从总装备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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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29

张云逸 党内“长者”，老将雄风



受访人：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儿媳曹莉冬

主政广西，老骥善谋

在解放军十大将中，张云逸可谓特别。中国近百年历史几乎都有他的足迹。

张云逸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和北伐，1926年加入中共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建国后他的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和元帅同等级别。在国共两党中，他亦人脉广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星期，张云逸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出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主政广西。

张光东说，派父亲去广西，是因为中央考虑到早在1929年张云逸曾和邓小平在广西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而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跟桂系军阀又打又谈了八年。

广西是国民党撤退的最后一站，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和土匪，“而且你搞不清哪些是农民土匪，哪些是国民党土匪，都藏在大山里，很难掌控。”张云逸儿媳曹莉冬说。

当时因为征战多年，两党之间仇恨很深。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覃国翰当时被张云逸调到广西百色任军分区司令。“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他后来回忆说。覃国翰甚至跟张云逸发了牢骚，“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不行吗？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

张云逸回答，“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张云逸主张的是剿和抚并重的政策，他说感情不能代替政策，一方面在政策感召之下，一些头头放下武器投诚过来，后来我们自己去广西，还碰到他们的后代提到这个事情，这些后代现在都是中层干部了。另一方面加大了军事打击的力量，因此匪患很快就平定了。”张光东说。1951年5月，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除剿匪外，另外急迫的则是广西的发展。广西当时工业是一片空白，“他利用自己之前在华东工作的关系，从上海整体搬迁过来许多工厂，包括人员设备，一起都过来了。在柳州建立了广西的工业基础。到现在柳州都是广西的工业强市。”曹莉冬说。张光东后来回广西，还碰到过很多“广西上海人”，“就是当时搬迁过来的干部工人的后代”。

而张云逸另一个大手笔，则是为当时的广西从广东省要来了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如今，作为和东盟合作的纽带，海岸线所在的北部湾经济圈，被认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这片海为广西今后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党内“长者”，维护“大家”

1952年秋，张云逸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后来被批准到苏联疗养。归国后在家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2年10月，张云逸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党内监督。他不顾年老体弱，仍到各地检查工作。毛泽东曾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曾说，张云逸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能够对话的人。“1960年代，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后，曾专门到我家拜访父亲，叙谈往事。因为此事政治性很强，他就求家人回避。”张光东说。以至于家人们都未能看看这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父亲抚养了很多烈士子弟，念环姐姐是一个烈士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是父亲找回来的，上高中她写信说想考第二军医大学，父亲专门找了总政领导交代此事。后来她上第二军医大时假期经常是在我们家度过。”

“琼崖纵队创建人之一冯伯驹同志的女儿到北京上学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情同一家人。”张光东笑言，家里没有女孩子，“但我却有好几个‘姐姐’。”

1969年和1973年，张云逸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敦厚，待人诚恳，受人尊重。”曹莉冬说。

张光东说，“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张云逸就在桌子上摆了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张云逸就先念语录。

由于张云逸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问他索要，但被张云逸拒绝。原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局副参谋长李晓光回忆说，“文革”时自己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还是毫不犹豫地接见了他。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当时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张光东说，“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在“文革”中，曾有人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张云逸回答说：“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

陈毅与张云逸一直在新四军做搭档，他称张云逸是“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而毛泽东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1974年秋天，张云逸病重，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他。邓紧握着这位1929年跟他一起搞百色起义的老将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此时已经说话困难的张云逸颔首示意。当年11月，张云逸在北京逝世，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

家风平易，温厚待人

1946年，张云逸54岁的时候，张光东才出世。张光东说，从小学到高中，自己的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着母亲的名字，直到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才开始在履历表上填上父亲的名字。

张光东上小学的时候，有人建议让他去当时干部子弟常去的八一小学读书，但是张云逸没有这样做，“父亲就让我上了家旁边的北池子小学，这是一所普通小学，这样我就有很多平民子弟的朋友，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也经常到我家来玩。父亲当时跟警卫员说，如果我的同学来找我，不许阻拦。”“文革”时期，张云逸本身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不过张光东的岳父当时是国家体委军管会的主任，“因为当时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没有让球，打败了朝鲜拿了冠军，岳父被说成是‘大国沙文主义’，遭到撤职后来被隔离批斗。”张光东说，“但父亲还是同意了我和我爱人的婚事，跟我们说，‘该结婚就结婚，生了小孩，我给你们养’。他还去看岳父，让他‘要放开了看’。”

张光东在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分配到解放军总参三部，主要搞计算机研究，在四川工作。

1980年代，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想改变部队指挥员的文化素质，就把原来哈军工的好多人动员起来学军事指挥。于是张光东到了国防大学的前身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指挥。之后分配到部队当团长，后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

张光东至今还有不少过去的同学做朋友，有时他被人评价为“不怎么像高级干部的子弟”，“我就特别奇怪，我说干部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我们觉得这样挺好，我们舒服，别人也舒服，大家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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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30

2004年4月，新录用警察在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塑像前宣誓“公正执法，清正廉洁”



罗瑞卿 领袖“护卫”，昂然沉浮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曾俊 殷卫兰

口述：罗瑞卿之子罗箭

第一任公安部长

建国前，我父亲是在太原前线，当时接到毛泽东的一份电报，他回京先见的周总理，总理说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我父亲不乐意，说要跟着部队打仗。

周总理就说：你不要说了，主席已经定了。主席后来在香山别墅见的我父亲，主席说：听说你还不愿意回来？都去打仗了行吗？所以，进城后父亲就直接到公安部了。

北京是1949年1月交接，我是跟着八一小学3月进的北京。当时北京很乱，老师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把窗户关上，晚上不许出去。

建国之前我父亲最忙的就是组建公安部，镇压黑恶势力，包括组建公安军剿匪。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好处是人民没受到伤害，建筑没破坏。但旧有的社会系统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国民党潜伏的很多敌特都没来得及扫荡，比如保留了很多旧警察，还有黑恶势力。所以那时候矛盾也很多，新政权要逐步地渗透到基层才能真正控制住，这是很复杂的工作。

那时候公安部很大一部分职责还要负责国家安全，是隐秘战线的工作。记得后来我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叫《仇恨的先锋》，是关于保卫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看完电影在一起聊的时候，父亲就说主席当时把他叫去说，公安部要注意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所以我父亲就成天把这个事挂在心上。

组建公安部不久，很快就到10月1日了，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当时说蒋介石要派飞机来轰炸，所以开国大典是放在下午，就是考虑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你下午来晚上回去天就黑了，而当时没有所谓夜航，后来飞机也没来。就在国庆前几天，还挫败了几起特务活动，后来开国大典没出任何安全问题。

我父亲当时是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公安部队在他领导的十年里，协同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三百多起，建国初期配合国防军剿匪220万人，到1950年代末基本肃清国内残匪。

另外就是打击黑恶势力，什么“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后来开公审大会处决了一些大恶霸。

另外就是禁毒，我记得上海市从解放初至1952年上半年的三年中，就抓了毒犯1万多人，后来1952年三个月时间又挖出毒犯36万人，缴获大量贩毒武装的武器，到了1952年底，就肃清了烟毒。另外就是禁娼了，1951年有一个电影，叫《姊姊妹妹站起来》就是讲的妓女改造。这都是老百姓能感受到的新政权的革新，我父亲做了大量工作。

儿子“失踪”了8个月

后来我上了101中学，住校，每个星期坐电车回一次家，每次都是自己独来独往。其实我们这种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

1955年授衔的时候父亲是大将军衔，后来看到很多人说当时怎么争军衔，但我没有听说这个事闹得有多大。

孩子们之间也没什么比的，我和刘伯承的儿子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一块。当然了，对元帅我们很崇拜，但是不会去一起比。当时没这风气，比如说像曾庆红，后来都当国家副主席了，我们是一班的，聚会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就来了，也一样。包括给我们班主任老师过80岁生日，他给老师鞠躬，就是寻常的师生关系，很亲。

1958年我高三毕业，知道有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是陈庚，我跟他很熟，我去找他，大早上他还穿着裤衩，把我叫进去。我说想上哈军工，他问我想学什么，我说学原子能。

他说哈军工没有原子能专业，你去上聂荣臻伯伯的中国科技大学吧。我后来就报了，一考就上了，叶挺的儿子和我一起考的中科大。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饿得不行，根本不够。有一次我回家，吃完了家里留的饭还不饱，我妈心疼就问大师傅为什么不多准备点。大师傅不敢吭气，后来问我：你带了粮票回来没有？我说没带。他说：下次你回来记得带着，你吃的是你爸爸妈妈的定量。

后来苏联撕毁了合作协议，我们自己要搞出原子弹来，准备1964年10月1日前试爆，于是哈军工就组建原子能专业，招插班生，我就去了。邓稼先等亲自给我们讲课，所以算是哈军工毕业的。

当时我父亲已经是军委总参谋长了，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主要是在军队这边。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以为是个机会，要反攻大陆。当时军队训练确实有些放松，父亲就搞大练兵。练得好，主席都很高兴。结果后来林彪想整我父亲，这个也是罪过之一，你要干事，总能挑你毛病。

其实我父亲一直是林彪的部下，跟林彪关系不错。但是没办法，这不是个人关系的问题。林彪要掌控军队，绕不过我爸。主席说我是军委主席，你是总参谋长，有什么事你都要向我汇报，一个星期汇报一次，你能不能做到？我爸说保证能做到。

但是林彪就说，你所有送主席的汇报，都要先给我看一下，同意了你才能送。那这样的话，我爸这个总参谋长还怎么当啊。还是得听毛主席的，所以一来二去就得罪了林彪。他要掌控军队，可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去投你所好。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核试验研究所，去新疆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走之前我跟父亲说，去执行秘密任务，不能告诉你们，我爸说好。

后来有8个月没跟家里联系。父亲开玩笑，总参开会的时候，说我儿子都失踪了，好几个月都没消息。副总参谋长找到我说，你爸说你失踪了。我说，不是你规定的不让说嘛。其实我爸爸当时是“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比谁都清楚。后来原子弹试爆成功，我立了一个三等功。

邓小平说：可惜了！

1965年底我父亲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一，被迫跳楼自杀，可是只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当时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1966年2月份，我们又要准备去新疆参加试验，结果临时让我去搞“四清”，搞社教。我当时不知道，实际上就是2月上海会议，我父亲已经倒了，我就不能参加这种机密任务了。

之前偶尔回家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因为父亲不忙了，但是父母都没跟我提过。我年轻，不会想到他那么核心的人物也会出事。我是一直到1966年5月，就是五一六通知以后，单位党委书记才找我谈，说你父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向党伸手，想当国防部部长。

我后来回家了，妈妈不见我，也不说话。当时也没有正式的把我关起来，一直到1970年，叶群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罗瑞卿还有一个大儿子在北京，就写信给国防科工委说你们怎么搞的，当时国防科工委按战士复员让我回四川老家下工厂去了。

我再回北京是1975年，主要是邓小平回来之后就给毛主席说一些老干部该放出来让他们工作，说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搞出来的。当时每年7月30日国防部举行盛大庆典，庆祝建军节。1975年那次第二天报纸上登了出席的人，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一般后面会加一个“还有余秋里“，报纸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结果那天的报纸上突然多了个罗瑞卿等。于是国防科委的人就开始找我们，那时候我就回北京了。父亲没多久就任军委顾问，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任命父亲任军委秘书长，这才算是正式出来。

邓小平挺会用人的，他就看重我父亲是个会干事的人，说要他把脚治好，赶紧出来工作。当时总参谋长还是邓小平兼着，他也不好说让我父亲来当，他就出了一个主意，说当军委秘书长，管理军委的日常工作，顶多是大事请示一下。所以1978年父亲去世之后邓小平就说：哎，可惜了。因为没有人帮他干这摊事了。

当时父亲还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出来之后，一些报纸就开始反驳了。当时胡耀邦压力很大，而我父亲管《解放军报》，不归地方上管，我父亲支持他，就让军报发后续的文章。1978年7月我父亲去联邦德国（西德）治脚的时候还记挂这个事情，没想到在德国他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

后来我最小的两个妹妹，一个考上洛阳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另外一个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小弟弟考上空军学院。我后来重新回到了国防科工委，在科技部，后来说需要一些懂技术的骨干去做政治工作，我就去了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当副政委，少将军衔退休。

再下一代的孩子，就没有在军队的了。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整理收集我父亲的材料，另外就是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反正我就抱着这个信念：大好事做不了，做小好事；小好事做不了，不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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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0-28 11:31

中共中央“十三大”期间，宋任穷（右）与徐向前合影



宋任穷 国之上将，一生勤勉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受访人：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之女宋云飞

2005年1月，开国上将宋任穷逝世，此时在原中顾委中，资历与宋任穷相当的只剩下薄一波一人。于是媒体感慨，中共开国元老一代，正在渐行渐远。

普通公众表达了更朴素的感情，在人民网，相关留言有3万多条。生前一直保持低调的宋任穷，逝世后却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很多人对宋任穷的感怀是在他1980年代初在中组部任上，平反了大批干部；也是在他的任上，一批年轻的干部被提拔使用——这是邓小平力推的政策，宋任穷坚决地执行了它。

在风雨沉浮中，宋任穷的身份发生了多次改变。但有一点一直没变，就是一生“从不收礼”的原则：在家人的回忆中，宋任穷甚至连离任、到任时的众人宴请，均一并拒绝。

总被派艰巨任务

与大将张云逸类似，宋任穷在建国之后，亦是从主政一方开始，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一个颇具考验的位置。此时是1950年初，原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已经起义。毛泽东指示说，“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情均不要勉强去办”。宋任穷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他和在新政权中任职的卢汉等起义将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对其他云南社会名流努力争取。而宋任穷另外着力之处，则是对云南当地土司头人和宗教领袖的尊重，这都保证了局面的稳定。

不过还是有些小插曲。“当时父亲有早晨散步的习惯，当地的敌特分子就利用这个习惯，男扮女装刺杀他。”宋任穷之子宋克荒说。当然，刺杀并未成功。

1952年，中央升任宋任穷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协助贺龙主持西南局工作。“这是原来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推荐的，当时邓说，我父亲善于团结人。”宋克荒说，”邓小平跟我父亲一直很好，‘文革’中间邓复出时曾想调任我父亲担任总后勤部长。后来1978年的时候，又想让他担任军委秘书长，接替去世的罗瑞卿，但都因为有人不同意，未能实现。”

“虽然父亲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包括打桥牌，父亲也是跟邓小平学的，但他没事从来不去邓家。”宋克荒说。当然，这是后话。

在西南局两年后，宋任穷被调任中央，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这依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因为随后就是1955年的授衔，而总干部部负责将官的授衔人选。宋任穷最终协助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完成了这项任务。

随后的1956年11月，宋任穷又被派去任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负责当时颇为紧迫的核科研基地和核工业体系建设。“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挂着元素周期表，以便方便他背诵，而且为了和苏联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俄语。”因为在各地奔跑寻找铀矿，宋任穷得了肩周炎。

4年之后，宋任穷再次被赋予新的职务，被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此时东北正因为“大跃进”之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困难重重。宋任穷在危机时刻，再次顶了上去。5年之后，东北三省“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性格坚忍，一生勤勉

“我一直到上初三的时候，还不知道父亲的位置有多高。”宋任穷之女宋云飞说。当时因为有同学不跟宋云飞玩，她便跟秘书抱怨说可能是因为对方父亲官大的缘故。“后来秘书就哈哈大笑，说在东北谁家的官大又大过你爸爸了？他说，你爸爸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

不过，此后“文革”爆发，这个东北的最高领导，也变成了“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此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宋克荒成了“逍遥派”，在各个同学家中来回“暂住”，但不久，没人敢让他再住了。于是只好去东北寻找父亲。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刚被批斗完，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自杀。’”事实上，在刚开始批斗宋任穷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宋任穷说：“不管怎么斗我，我绝不会走自杀的路。如果我死了，你要出来为我做这个证明。”

“后来我又被勒令回北京，当时正好有一群干部子弟在北京外语学院躲着，我也跟着去了，学校的窝窝头和咸菜不要钱，晚上就睡在教室里。”宋克荒说。

而在女儿宋云飞的记忆中，此时下放到东北农场的宋任穷依然是从容的，“他平常没事就去拾粪，堆好了送到田里。人家让他喂猪，他拌猪食的时候都要把水烧开。”宋云飞说，“当时他1米73的个子，只有73斤，身体糟到这种程度，但一声都不吭。”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10月，宋任穷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对于复出的宋任穷来说，这再次是个艰巨的任务，七机部是负责航天的部门，也曾是“文革”的重灾区，宋任穷到任之后，厉行整顿。

一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宋任穷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转折关头再担重任。四年中，宋任穷平反了包括彭真、陆定一、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到1982年，基本完成了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任务，涉及干部230多万。

此后，执行邓小平等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一大批年轻干部被启用，中共领导层实现代际更替。宋任穷在日后回忆中也说，中组部的4年“是很值得回顾的岁月”。

宋任穷一直是勤勉的。“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个老同志逝世，只要通知到他，不管对方生前职务高低，他都要到八宝山去送。”宋云飞说，“他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去北京医院看望老同志，都是一层层病房的挨着看。”

1985年，宋任穷主动写信，要求退出一线，此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副主任。他在中顾委的会上说，各级顾委“不当幕后指挥”，“应当相信，新班子会比我们干的更好。”他同时也是十四大后不设中顾委的积极倡议者，并最终在十四大闭幕后，完全退了下来。这一年，他82岁。

恪守规矩，从不收礼

宋任穷一生以“从不收礼”为原则。1983年的时候，他到广东视察，陪同的有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的家人和一个外经贸部的副部长。其间有一家在澳门的国有窗口公司送来了一些电器等礼物。“结果老爷子生气了，中午饭都没吃，直接上楼了，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1979年，宋云飞在海军总医院生孩子，当时探视只有下午3点钟之后才行。宋任穷利用下午上班前的时间去探望她。“他都已经走到病房前了，结果被大夫拦住了。爸爸说明了要看谁，大夫也很严谨，说现在不到探视时间。”宋云飞说，“爸爸听完跟人家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守规矩就守到这个程度。”“父亲一生从来不给公司之类的题字，我后来在酒店工作的时候，认识很多商界的朋友。有一次一个朋友想让父亲题公司的名字，找到我，我说太难了，他们不信。后来我当着朋友的面跟父亲提，父亲拒绝了。”宋云飞说，“后来我的朋友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一首藏头诗给父亲让他写，结果他看完了诗，用红笔把公司名字的几个字圈出来，送还了出来。”

“父亲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以他的名义为我们打招呼，要过钢材配额之类的东西。当时还缺烟，而父亲之前在云南工作，要打招呼也很容易，但是从来没有。”宋云飞说，“父母一直到退下来之后，洗完澡的水都留着冲马桶。家里卫生间放着很多盆，老太太为这个把腰都给闪了。”“文革”中，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毕业的宋克荒自己联系去了中科院自动化所，“文革”后，分别在多个部委工作过。“最后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老总，直至退休。”宋克荒说，“我就是吃嘴的亏，有什么说什么。”

宋云飞“文革”先是在医院工作，后在一家国有饭店老总位置上退休。其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加大拿，现在是国家质检总局外聘的检验经理，在码头上检验污染物。“这辈子最大的受益，就是爸爸教会我们怎么做人。”宋云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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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ungeun    时间: 2009-10-29 14:26

六大元勋，个个都了不起！个个都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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