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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许岚的文章到宣传思想工作 [打印本页]

作者: 虫虫狙击手 时间: 2015-2-9 10:38 标题: 从许岚的文章到宣传思想工作

21世纪初时，中国大陆宁波宣传部工作人员徐岚的一篇名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引来热议，随后徐岚又发表了文章辩解。

一、错漏百出的“雄文”。

（一）

徐岚的第一篇作文题目“高校宣传思想难在哪里”来看，语气上有商榷、探讨的意思，这个题目是可以成立的。

但在行文中并没有就此产生探讨或者商榷的行为，而是简单引用从中央文件和《辽宁日报》的现成结论，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前提下就将所谓“难处”简单地归结为教师言论的失范，还指名道姓地批判别的教授。这可信吗？

（二）

徐岚指名道姓地以贺卫方与陈丹青两人为例，不过这却是大错特错。因为陈丹青已不是高校教师，也从来没有写过徐岚所指控的文章。而贺卫方虽然也在大谈宪政，不过“宪政”二字在理论上却从来不是问题，学术类类似的研究成果多得数不胜数。

如果说宪政的含义不同且对立的话，作为一个搞宣传和思想政治的干部，必须具备的文字素质就是要把其中的区别搞清楚写明白，再不济起码也得用上一个引号以示区别。

（三）

徐岚的文章里引用“呲必中国”这个词。那么，什么是“呲必中国”？可能一万人有一万个定义，但在文章没有任何解释或定义。没有任何解释或定义，“呲必中国”这个词可以包含千万种意思：发表不同意见、揭露不公、批判弊端、恶意诽谤、造言生事，等等。

如果把发表不同意见、揭露不公、批判弊端都看成是恶意和“呲必中国”，那么这就只能造成这是一个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例如：纳粹德国，苏联），看看这样的国家最后都是什么下场？

如果徐岚认为万口一声的颂圣才是爱国的表现，那就举一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原话来打醒她：“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国家演化与精神生产进步的基础，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至少《辽宁日报》在提出问题时还自称有过基本的调查，尽管那些数据有待考证，但毕竟知道就某个话题而言必须有相应的依据。而徐岚对教师“呲必中国”的结论是建立在哪些基本事实上？如果没有真实的依据，这样的文章不但是信口开河，而且还是拾人牙慧。

（四）

徐岚的第二篇文章就只能说是更是不入流了。为什么？

开篇所说“良知的追问”，这个提得好。但之后的一大段却是这样写的：“太多的公知、死磕派律师、所谓的法学专家走到了他们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反面，他们会咬住你的某一句话以偏概全，对你的本意进行曲解，而且他们之前都已一次次获胜。因为他们是大V，就可以肢解信息裹挟舆论吗？因为他们抱团，就可以三人成虎任意歪曲事实吗？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公知就可以掌握无限话语权，对我任意攻击谩骂吗？”

那么，在徐岚的文章发表后，究竟有几个大V、公知和死磕派律师在开口谩骂？

其实连被指名道姓的贺卫方、陈丹青都没有搭理徐岚，谩骂的只是一些普通网民（当然，漫骂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能把普通网民的漫骂栽赃到大V和死磕律师身上吗？能成为立论的依据吗？能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吗？说到良知，尊重事实恐怕这个应该是最起码的良知吧？

而既然是言论问题，又何必在文末“亮剑”？这就让人觉得徐岚是要仰赖身后的某种力量，在语言和思想上不敌时施展暴力和拳脚进行压制。

当年天主教廷和教皇无法在理论上与布鲁诺争辩时，就采取暴力的手法烧死他。如果没有大批像布鲁诺、哥白尼这般勇敢先贤的前仆后继挑战权威，人类现在还生活在封闭的中世纪时代。难道徐岚也要作这被唾弃千年的教皇？

（五）

既然说到教皇，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时，在中国大陆的舆论界里《求是》是当之无愧的“教皇”，因为它的前生是《红旗》。

作为宣传干部的徐岚想必是知道《红旗》的（不知道的话那就不太像话了），但她可能未必知道这份杂志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红旗》在文革时的作者群包括梁效、石一歌，等等。当年它狠劲地批判习仲勋，让他坐牢16年；它也狠劲地批判彭德怀，更是狠劲地批判刘少奇……而事实证明：这些当年被它批判的对象恰恰才是这个民族的希望。

就《求是》来讲，在薄熙来、王立军威风显赫，徐才厚、周永康大权在握时，它没有少为他们唱赞歌，而此时那些民间的人士（被徐岚指称的公知们）在致力于揭露重重的黑幕。

例如：被徐岚狠狠指责的贺卫方就曾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高潮时期给重庆法律界人士写过一封公开信，让他们警惕薄熙来的个人野心和坚守法律的底线。

如果徐岚认为贺卫方等人谈宪政是一个罪状的话，大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不必借助“舆论教皇”《求是》的力量。因为徐岚可以借助“教皇”的力量来批判，而被批者却绝无可能可以在同样等级的刊物上发表自辩的文章（原因你懂的）。

也就是说，徐岚这样的言论背后本身就存在不公平和不对等的背景，这和“公平、法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如果按照徐岚这样的逻辑搞宣传工作，中国大陆只能是回到一言堂的时代，是历史的大倒退。

（六）

在后来回应网友的文章中，徐岚将网友对她的批评及辱骂视为对她言论自由的侵犯，这又错了。

言论自由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即使会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比如不受侮辱的权利），但也从来不可能阻碍另一人的言论自由。

徐岚这篇强硬的回应文章能不受阻拦地表发出来，还受到追捧，没见谁不让徐岚说话，更没人拿把刀子割破她的喉咙不让她发言，怎么能说自己的言论自由受侵犯？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能阻止言论自由的唯有来自公权力的侵犯。显然，徐岚还没搞明白“言论自由”的概念就贸然拿来说事，未免贻笑大方。

（七）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限制越多。

所以一个普通百姓指名道姓地评论谁，这是个人的自由，怎么说都可以得到理解。但作为公务员的徐岚要明白，她的言论自由以及隐私等都应该有所让渡（程度多少视乎官职的高低）。

而在《求是》这样的中国大陆“舆论教皇”发表意见就必须接受人们的质疑，这和扛不扛不住无关，只和社会规则有关，和良知的追问无关，只和常识有关。

（八）

从徐岚两篇文章本身来看，逻辑散乱、事实、概念错误，本无太大商榷价值。而她针对个人观念的批评其实也无甚意义，无非就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吃了饭就刷碗洗锅，倒也无可厚非。

徐岚这几篇事实不分，概念不清，声嘶力竭表态的“投名状”表现出来的问题显然不是写作态度，而是“是否明白”的水平问题。表情虽足，水平却低，难怪有网友叹息：“理论逻辑比《红旗》的作者群梁效和石一歌等人还差劲，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二、宣传思想工作。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所谓政治思想工作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不能有丝毫的质疑。反观国外，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唱衰和反思的文章和著作反而遍地都是。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则老笑话：苏联人和美国人争论谁更自由。美国人说：“我可以站在白宫门口大骂总统。”苏联人不屑地说：“这算什么？我可以在我们的总统面前大骂你们的总统。”

说到底，政治思想工作不外乎是要影响个体人的思想观点。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再到徐才厚的经历，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特点：第一，他们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家或者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弟；第二，他们长期受到党的正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同时他们自己也长期对别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必定对着党旗进行过非常庄严的宣誓。可是最后他们都背叛了誓言。

所以，就算政治思想工作有效，也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对那一些有自己独立思维和判断能力的人而言。

一个人如果具备正常的智力，对外在世界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观点的正确与否，不外乎“理、利”二字。“理”就是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程度；“利”就是个体所在的生产分配过程中的社会位置。

那么问题就来了：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在社会中的利益位置都不尽一样，这样的话思想和观点如何统一起来？如果无法实现所谓的整齐划一，是强制的统一还是允许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

不单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也已证明：但凡是没有异议声音时，其实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极为封闭自守和落后世界的时期。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既然从徐岚的文章引出，不妨也从此说起，反正高校政工与徐岚的工作并无本质差异。那么，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

（一）傲慢凶悍，激发逆反。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的思想。21世纪初的科技还做不到打开脑袋装芯片，那必然要依靠交流。交流就必然要讨论，讨论重要的一点在于：正派，不掉书袋，更不能掉枪带。不能躲在大棒后面讨论，更不能一边挥舞着能打碎饭碗的大棒，一边用笔去和别人讨论。

躲在大棒和枪后面进行观点的讨论，由于双方的地位不对等，难免让人产生逆反。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高校普遍有信息员充当网络间谍，这些人不是根据学术原则而是政治正确来打小报告，使得教师学生人人自危，生怕饭碗或学业不保。

思想不敞开，人心隔着肚皮，思想政治工作能好做？

染缸之下的徐岚也是如此：在最初第一篇文章中起码还有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但到了第二篇回应的时候则完全变了一副样子，甩出了“讲政治规则，体制内”等大帽子压人。图穷匕见，“批判的武器”立马变为了“武器的批判”。

“一个小姑娘才进入宣传部门没多久”（正如徐岚所形容的自己）就即刻的沾染了这种不好的公共讨论方式，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到底如何，无需多言。

(二) 无视现实与规律。

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思想。那么，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现实决定思想。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这不用抹杀，也无法抹杀。但毋庸讳言，同时期的中国大陆社会仍然存在很多不公、不正和不义之事，“强拆、贪腐、贫富分化”等的这些社会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自然都会反映到舆论与思想中。

既然有新闻联播，当然可以有微博。既有无数的政府宣传干部发文歌功颂德，当然可以有几个草根大V质疑反对。对错的关键是是否有理，而不是官大真理多，声大拳头硬。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以，徐岚所谓的“舆论变色、只见负能量，不见正能量”其实是先夸大负面舆论的态势，然后压制批评。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把人的思想视为可随意操弄之物，无视思想源于社会现实的客观规律。

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是强大的，在规律的作用下，缺乏解释力的理论注定被抛弃。往大处说，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实在在影响中国与全球经济；往小处说，懂经济学的可以做营销、做投资、做外贸、进投行，而政治经济学则全面退出实践领域。

所以，真正造成了政治经济学萎缩乃至政工工作难做的正是因为中国大陆20世纪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实在在的发展，社会实践也使人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思想。

按看得到的公开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陆许多领导人的子女都到了没有政治思想教育的大学读书，从哈佛到剑桥，从耶鲁到伯克利。在这些没有系统宣传资本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学校，如果保证资本主义的纯洁性和可继承性？为什么不怕被社会主义颠覆或渗透？

作者: lxyuan1 时间: 2015-2-10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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