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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扬州十日 [打印本页]

作者: 虫虫狙击手 时间: 2015-10-12 11:42 标题: 扬州十日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

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

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像。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

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

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但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

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

首先，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但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当时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类的事情涉及这么一个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对国家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返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的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

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

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

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

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

因此，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

更进一步说，百姓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

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因为满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

但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

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

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时，日军侵华时，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时，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

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城市的劫难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

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当时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

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人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这些人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时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

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

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但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人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

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

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

另一面，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

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现代的人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

当清军刚刚进城时，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

如果相信古代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

现在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被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

在面临主权问题时，有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就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但如果接受“主权问题大于一切”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

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

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

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刘泽清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

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

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现在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

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一个政权的结局，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

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

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在没有选票的国家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

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巨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

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像。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州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满清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2 16:05

今天白俄罗斯那个被欧美称为“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的卢卡新科又以大比数赢得选票第五次当选总统，这样有选票的国家是民主还是独裁国家？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2 16:22

奴性教育的结果

作者: 田原 时间: 2015-10-13 10:54

[转帖]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哀痛--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宋祥兴二年（1279）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易衣冠、亡天下 ——“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


“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50多年的？


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


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信“古中国无科学。”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


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APEC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


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


“辫子戏”仍在上演。


《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


“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里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以及“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为我国人口密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鲜花与掌声中，“汪精卫纪念馆”、“溥仪神社”正式对外开放。“皇军入关百年纪念”正式举行。不可能？我不敢说。我们除了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已经无所继承了。但这也足以激励我们。只愿有朝一日，能与众人一道，剪辫束发，身着汉服，向谎言挑战，追寻古老的复兴。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我身边的几位同学情不自禁地说道：“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阎说错了，大家别信！”我的同学立马反驳：“阎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阎先生如果说假话的话，央视会让人家上百家讲坛？”看着同学们欢快而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


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


‘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 ‘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 ‘就依你所言吧！’” 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 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作者: czpeng 时间: 2015-10-13 11:33

今天的汉奸满地皆是。。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3 11:35

揭开伤疤总是血淋淋的，那些美化战争的意欲何为？说你眼睛是雪亮的背后捅你刀子的统治者是一个怎样的统治者？不敢面对自己丑陋的民族是没前途的民族，别怪那些逃离者。

作者: 虫虫狙击手 时间: 2015-10-15 09:19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60.56.x 于 2015-10-12 16:05 发表
今天白俄罗斯那个被欧美称为“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的卢卡新科又以大比数赢得选票第五次当选总统，这样有选票的国家是民主还是独裁国家？

斯大林、希特勒当年是高票当选的，穆加贝和金三胖也是（反对你就等着吃枪子和流放吧）那么，纳粹德国、苏联、朝鲜和津巴布韦是民主国家吗？

[ 本帖最后由虫虫狙击手于 2015-10-15 09:21 编辑 ]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5 10:05

[104] [104] [104]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5 10:24

引用:

原帖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5-10-15 09:19 发表

斯大林、希特勒当年是高票当选的，穆加贝和金三胖也是（反对你就等着吃枪子和流放吧）那么，纳粹德国、苏联、朝鲜和津巴布韦是民主国家吗？

萨达姆也是，当年老萨还拿这个嘲笑老美呢[67]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5 16:23

文章不错，但总是想拐个弯来说什么（你懂的）呵呵呵呵呵这才是最大的汉奸呵呵呵

作者: 虫虫狙击手 时间: 2015-10-15 17:12

引用:

原帖由田原于 2015-10-13 10:54 发表
[转帖]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哀痛--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 ...

个人觉得这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的正统是汉人的政权和风骨，但宋之后的异族和奴化统治已经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正统。这样的观点就不认同了。

1、中国从来就不只是汉人的政权。

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朝代不同，疆域会有大有小。就算是外星来的，只居住在中国就都是中国人，哪来的什么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的说法？

就算是汉族也是混血的，哪来的什么纯种？

21世纪初中国的所谓汉族人，不但包括来自渤海之滨融合东夷文化的齐鲁人，世居黄淮平原的中原人，雄踞云梦的楚人，南岭深处的古百越人，兴起于岷江上游的羌人和蜀人，等等。汉族人身上同样流淌着来自北方茫茫大草原上鲜卑人，室韦人，羯人，契丹人的血；河西走廊的吐谷浑人，党项人，南方丛林的南诏白蛮人也同样是许多当代汉族人的祖先。

2、异族统治。

如果说清朝时异族统治，那宋之前的元朝，甚至唐朝也是异族统治了，为什么不说那时“已无中国”?

所以说用族群统治来划分的观点也是荒谬的。

作者: 虫虫狙击手 时间: 2015-10-15 17:14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84.26.x 于 2015-10-15 16:23 发表
文章不错，但总是想拐个弯来说什么（你懂的）呵呵呵呵呵这才是最大的汉奸呵呵呵

别像个阴沟老鼠一样瑟瑟缩缩的，有话你就直说，脱裤子放屁。[57]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5 17:32

引用:

原帖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5-10-15 17:12 发表

个人觉得这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的正统是汉人的政权和风骨，但宋之后的异族和奴化统治已经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正统。这样的观点就不认同了。

1、中国从来就不只是汉人的政权。

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朝代不同 ...

同意，其实打来打去，都是那帮从非洲远征到东亚的人在打。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5-10-16 09:07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40.20.x 于 2015-10-15 17:32 发表

同意，其实打来打去，都是那帮从非洲远征到东亚的人在打。

人类大概就是从非洲——南欧——西亚——南亚——岭南一线，才走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
作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统治者，有很多是由于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政权就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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