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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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uahua
时间:
2021-7-13 12:46
标题: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原创）
原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鸟与花香和花生米
《觉醒年代》的最后一幕，李大钊先生用力的挥起拳头，说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一百年后的中国，他必然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百年后的今天，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回答：李大钊先生，是的，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之前说过，《觉醒年代》是一部正本清源的作品，它厘清了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
先从新文化运动说起。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按李鸿章的话说，“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曾经的“天朝上国”已然落后：开始以为是技术的落后，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办洋务、造工厂、建海军，结果甲午一战而败；再而认识到制度的落后，维新变法试图改帝制为君主立宪，结果却是谭嗣同“以血荐轩辕”，变法还是失败了；再然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短短几年，却接连出现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国家依旧孱弱，共和难言成功。
“头上的辫子没了，心中的辫子仍在”，洋务、变法、革命，终究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唯有对国民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造，中国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所以有了陈独秀先生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改造国民思想，不能只是“口口相传”，必须依赖于文字，所以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作为轰向传统文化的第一炮。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的提出以白话代替文言，一言以蔽之：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
文言改白话，看似只是形式改革，无涉内容。但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白话文运动让书面语言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垄断和特权，而是成为“广大人民抒情说理的有力工具”。借着简明的白话文字，有力抨击封建礼教三纲五常，让广大人民能够真正跟腐朽虚伪的传统观念决裂，转而接受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实现“最后觉悟之觉悟”。
这是陈独秀先生办《新青年》的初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为之改观！”此时新文化运动的重心都只在文化而非政治。陈独秀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新青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思想启蒙“最后觉悟之觉悟”，提倡科学与民主，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改造社会，进而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思想启蒙从文化入手，落脚点仍然是救亡图存，其归宿还是政治。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说五四运动。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一直都有两种说法。一是来自于胡适，在他看来，五四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胡适一直坚持新文化运动应该是非政治的，其目的是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五四运动扰乱了这一切，它让单纯的文化运动变成彻底的政治革命，最终发展为他所极力反对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种说法是我们所熟悉的，即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通常反对第一种说法而支持第二种说法，这不是一种“政治正确”，而是事实。解释放在后面，先说影响。上述两种观点，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之后分道扬镳，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一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追求单纯的思想启蒙。“自由主义者”并非“自了汉”，他们也关心社会，寻求一点一滴的改变，但不认为社会问题可以有根本性的解决，而且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祖师爷胡适先生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也即是自由主义者们的宗旨和口号。
一是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正统自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用唯物史观去分析社会，以阶级斗争为工具，彻底改变社会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先生强调：“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其理论显然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思想伦理之“最后觉悟”，到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
对于上述两种传统，从五四至今争论不断，其各自的理论和实践如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只引用教员在1921年的著名论断：“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胡适提出“一点一滴的解决问题”，其本质是一种改良主义，理论来源于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在经济富足政治稳定的工业国家，自然是好听又好用。但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已经没有耐心徐徐图之，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压倒了一切，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
插个题外话。历史的吊诡在于，今日很多号称是胡适的追随者，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们高谈民主自由，动辄盖以体制问题，仿佛换了体制、有了民主自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共支持者们，却更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强调一点一滴的改变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转，令人玩味。
回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象概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之前强调的是救亡图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跟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是高度契合的，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对上述观点做了很好的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思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
当然，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进行多次反复的探索，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都曾盛行一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接受也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能忽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包括苏联的引导培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至于社会主义道路为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那是另外一个庞大的课题，杨奎松先生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不再班门弄斧。
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是否意味着当年胡适提出的思想启蒙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想并非如此，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所具有的价值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永远值得我们去追求，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是该如何对它们进行诠释，需要赋予时代的价值，更需要结合历史和传统。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诸位共勉。
作者:
匿名
时间:
2021-7-13 15:58
[104]
作者:
匿名
时间:
2021-7-13 16:01
群哥
作者:
huahua
时间:
2021-7-13 16:04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28.54.x 于 2021-7-13 16:01 发表
群哥
我去，你谁啊，我不认识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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