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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个陪读母亲放弃鸡娃之后 [打印本页]

作者: 匿名 时间: 2024-1-22 12:47 标题: 一个陪读母亲放弃鸡娃之后

说起到国外陪读，大家都说：“哎呀，到国外陪娃读书，你是去享福。”

其实，陪读是一份集司机、厨师、修理工、心理医生为一体的双语 996 工作。如果小朋友最后读出来了，那是人家的基因好；小朋友没读出来，陪读妈妈的人生就一片漆黑。

1

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 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 “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 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 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 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 78 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 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 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 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 “义务教育宣言” 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 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 “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 U 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 —— 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 “一对一教学”—— 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 —— 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 UBC 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 35 加元一小时（约等于 180 人民币）。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我租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等混熟了一些，发现西人爹妈和中国人爹妈，完全是两种当法。

西人当爹妈，主打一个 “陪伴”，他们门前停着房车停着船，有的人家门前甚至停着两三艘船，西人邻居一碰面，总是会问：“带娃儿到哪里去玩来着？” 平时孩子早早下课，自己会去滑板公园游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妈就带孩子外出骑车爬山露营滑冰滑雪。不旅游的时候，就全家上阵整花园剪树枝，圣诞节一家子上梯子架灯，把房子搞得灯火辉煌的，就像中国的灯光工程。他们觉得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带孩子去补课？没听说过；监督孩子学习？也没听说过。

一个西人邻居总结说：当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满口是爱，没得钱”，孩子成年之前，对其轻言细语，像对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成年后，要想做啥都坚决支持 —— 至于钱，自己去想办法。

而华人当爹妈，主打一个 “奉献”，孟母三迁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绩当成战略目标来抓。下午 3 点一下课，华人父母就来接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费用每月上千。妈妈之间会深切交流哪里的补习老师好，有什么证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升学季，你就看，麦吉尔、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好学校都是华人娃娃能去的，相当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华人爹妈说话虽然没有西人爹妈那么轻言细语，但对孩子的付出是实打实的，给孩子买一套房当 “成年礼” 是标配。

我那时在当地华人报社谋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穷），但 “怎样给娃买房子买得安全” 的普法类的稿子，每个月都要写一次。华人爹妈的奉献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诉思思：“我们家是这个社区里最有上升空间的，他们谁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间大。”

思思深以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当妈妈，也很有上升空间。

2

七年级就像个缓冲期，热情的宽师们带着思思一下就混过去了。那时我的英语不够用，和补课老师没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学班主任联袂来找我，说：“我们很担心思思，中学的教程比小学快，要求团队合作，要求演讲，思思很难跟走的，要给她加倍的帮助才行。”

当时我想：哎，加倍的帮助，但是还怎么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补课，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学里，思思的难题来了。

首先是上台演讲。思思有点害羞，老师喊她用英语演讲，她上台之前紧张得三天吃不下饭，上台讲完之后还要再躺三天才回得过神。但学校的老师偏偏特别爱布置演讲，不管孩子外向内向，一个班就十几个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查资料，到时上台演讲。

而到 “小组合作” 时，西人小朋友 “嗖” 地就自发组起了队，大约是他们平时在一起打球滑冰，本来就熟，团队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而中国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只能组成了纯留学生组。

适应不了的思思，从十年级开始逃课，常常是课堂上要演讲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学校的角落里独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医院了。如此下来，她的各科成绩和我的薪水一样，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师给孩子们发考完的卷子，都要盖着分数发，表扬成绩优异的小朋友也要课后留下来偷偷地表扬，免得刺激了差生。

没有了快递和外卖，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里手忙脚乱，锱铢必较，走进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够时间给女儿强调：“从十一年级开始，成绩单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紧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么抓紧，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国小留学生们的圈子。小学时，孩子还可以忽视的贫富差距，此时成了问题 —— 班上的小留学生见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对方脚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气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类。听说有个小留学生，家里衣柜一打开，一地的鞋子，上万刀（加元，下同）。

其实，送孩子留学，是把娃大部分的学习压力转嫁为家长的经济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小留学生，家里是真的有矿的。有个女孩说要炒股，她爹直接划给她 2 万加元，让她炒就是了（相当于 11 万人民币扔水里了）。还有一个女孩，爹妈直接在本地买了房子，请了保姆来照顾她。可那女孩并不领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学校食堂点外卖，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吃啥，我一起点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说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卖价格十几刀，配送费还要十几刀，如果要回请，几个同学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门槛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独。说什么留学是丰俭由人，都是骗鬼的，对富人来说，丰，就是给娃买个房子，俭，就是只买鞋子不买房子。

我忍痛给思思买了一两双贵鞋子，一两件贵衣服，看她还想配齐包包，便忍不住训斥她：“你是不是傻呀，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们比学习呀！你看妈妈的朋友们，妈妈说喝五块钱的咖啡，她们家里就算再富，也不会说要喝十块的。一个团队的消费要以最穷的这个为准，否则就是故意排除这个最穷的。”

思思眼含热泪，比我还要悲痛，大声给我吼回来：“你喊我和他们比学习，那你为啥不去和他们的爹妈比赚钱？上学要做 team work 的，我不和她们玩没人带我组队，那分数从哪里来？！”

进入青春期的思思，开始成天照镜子。她就像个闪电娘娘，每天在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拿着小镜子，拍照片，再 PS 一番，360 度无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颜。我见到，忍不住泼冷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看一张名校的通知书最好看。”

思思不爱听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压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打压我。”

她作业做不来，不知道问谁，也不去问。打开学校的个人页面，都是红的，一堆没完成的作业，一堆 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尔看一眼，血压噌噌升高 —— 幸好，加拿大的学校是没有平均分这一说的，否则她在教室里站起来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业，那简直比两党合作还要难。我要从早上 “请” 到晚上，她才愿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业 —— 其实看到那些作业，我也头皮发麻，真希望给她点拨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并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机，手机比我这个亲妈还要亲。各种游戏，我看她都有个账号，每天的时间被手机排得满满的。

中国爹妈的做法自然是 “严打”，我试图定规矩：晚上 10 点钟关网，每天只能玩 2 小时游戏。可思思对这个规矩嗤之以鼻，大声抗议：“你关了网我就要学习了吗？我就算没有任何玩的，把墙壁抠一个洞出来也不学习！”

我二话不说，给家里的网络安了个监控软件，每天晚上 10 点就在 APP 上把所有的设备网络连接一关，世界清静了。而思思则在她的房间里把门一关，鸦雀无声。

我们娘俩这样耗过了几个月，思思的成绩和以前一样差。一天半夜我惊醒，打开手机一看：天啦，APP 为啥又自动把网络打开了呢？一查，才发现原来思思也下了同一个 APP，直接把自己设为 “管理员”，实现了上网自由了。

我气炸，想要物理消灭手机，几次把思思的手机抢过来、锁起来。思思以牙还牙，也把我的手机偷走、锁起来。我们娘俩针尖对麦芒，我吼她，她就吼回来。我想打她 —— 哼，还不敢，我不想招来警察给自己搞个犯罪记录。什么天地君亲师，在加拿大这边，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思思和我对放狠话：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岁就搬出去住，再也不会回来！”

“你等着，我给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养老院！”

思思作业一塌糊涂，成绩每况愈下。我和社区里的陪读妈妈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弃我不会说英语，又没本地工作经验，觉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听我的意见。” 我也深深叹口气：“我说两门外语，做国际新闻编辑，我的娃也不肯听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听人话的。”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咪，阳光好的时候，我踮着脚把猫咪往葡萄架一送，猫咪就手脚并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 —— 我也是踮着脚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这边的家长会都是 “一对一” 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师面前，等着老师说思思的各种不足，思考着要怎么用英文狡辩，还不能把老师给得罪了。不料，老师拿出个小本本，告诉我，思思这样 good，那样 better，反正就是 excellent。

这时，我听到走廊里叮咚作响，一个手脚明显不协调的孩子，推着咖啡车过来了。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围过去，各种彩虹屁，好像那个娃是省长的娃一样：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给我加点奶油吗？”

“你能给我来点红茶么？”

我伸头一看，那个娃一只手抽着，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但他满脸深感自己有价值的笑容。

我缩回头 —— 好吧，既然我拿手机和拖延症都没有办法，就让思思在学校 excellent 吧。

3

疫情来了，加拿大刚开始管得挺严，虽然政府没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师殷切打来电话，问每个小朋友有没有电脑，有没有 iPad，如果没有，就发一个 —— 因为学校要开始上网课了。

“不用，谢谢，我家很多了。” 我真想告诉老师，我家电子设备已经多到我恨不得把它们都砸了。

网课材料是紧急拼凑的，教学质量只有天晓得，老师显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业，随便学生大爷们爱听不听。老师安慰焦虑的家长说：“疫情是个黑天鹅，遇到黑天鹅，我们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学习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可以学的。”

三天两头，老师在网课里放 PPT，思思躺在桌子旁边舒适安全地玩手机。看到她宝贵的时光倏然飞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开始收手机，拔网线，母女就又是一场恶战。

母女大战完了，我还得当妈，还得重新怀柔。既然之前 “专政” 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只好开始学习西人爹妈的轻言细语。

轮到学校恢复上课的时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话坏话说尽，祖宗戴着耳机，就把房间门一关。打吧，加拿大不让；骂吧，人家戴着耳机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游戏厂家统统干掉 —— 跑到加拿大来玩手机，干嘛不在中国用 5G 玩呢？还节约了路费！

我四处取经，打听家有 “逃学狗” 怎么办。一天，社区里有个白人妈妈来敲门，上门给我传经送宝了 —— 差生和差生的妈妈是一家，不论肤色的。

这个白人妈妈是个医生，在当地医院工作，看心脏的。十几年前，有个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医院，还带着一个瘦小的女婴。那个白人姑娘吸毒加心脏病，很快就不行了，医生就把小婴儿收养了。医生的老公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的儿子当时才几岁大，也帮着照顾小女婴。

我在教会遇到过那个长大的女婴，长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学，在课业上比思思还要痛苦，学校老师最后建议她进了另一个 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个放牛班），那组学生有专门的老师看着所有跟不上课程的学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任何教学目标的。

即使是这样的宽松环境，那姑娘还是不敢去上学。女医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摆着一堆脏盘子，床上摆着一个姑娘 —— 在玩手机。

刚开始，女医生会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学？然后姑娘就哇的一声哭出来，整个人崩溃了，第二天更不会去学校了。

带姑娘到医院看，诊断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开药，吃了，头痛，又去诊断，焦虑症，再吃焦虑症的药。两种药都吃着，姑娘还是看不进书，不敢去上学。后来，女医生就跟着本地的心理医生学会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溃时，就放低声音说：“哎，你一定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一定是对你太难了。” 然后，再拥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气息奄奄地看养母一眼，说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气去上一天学。

女医生握住我手说：“有时候我也会崩溃，对着她一顿爆吼，接着我就会后悔，然后告诉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谅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 empathy。我们当妈妈的，要永远平静，永远充满力量。”

女医生自己是麦吉尔读出来的，老公和亲儿子都是 UBC 的毕业生。家里姑娘缺课记录一团红，不交作业一团红，包括高中上 stream，都是一家学霸无人见识过的情形。我想，在女医生违心地说 “这确实太难了” 的时候，她体内的学霸灵魂一定在尖叫：“这 TM 的到底难在哪儿？难在哪儿？”

思思连着逃了两周的课，我天天在家练习 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谁？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门课不及格？要不咱们就去 stream 嘛。”

一天下午，思思学校的辅导老师来敲门，手上还提着一个糕点盒子。思思 “嗖” 地窜回自己房间。我很惭愧，扯谎都不晓得该扯个啥子谎 —— 用英语扯谎太难了 —— 只能两手一摊，说：“谢谢老师来看她 —— 她不出来。”

老师是个 50 多岁的白人女士，听说也读过心理学硕士，是见过大场面的。她微微一笑：“我来这就是帮忙的。” 然后，就走去敲思思的门。

思思房门紧闭，装死。

老师吃了闭门羹，说：“嗨，思思，我买了一盒甜甜圈，收齐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欢，先给你拿来了。你把你喜欢的选出来，明天上学把剩下的带过来，我们一起喝咖啡。”

说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门口，老师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劝，像老鼠一样钻出门，带着甜甜圈去上学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学，那被宽师们继续拖着走吧。

加拿大的每个公立学校，都有 learning assistant（学习助理）—— 就是给差生提供一对一免费辅导的老师。差生如果有作业做不来，去找这些老师，老师总要先陪你哀叹一番，提供情绪价值：“哎呀，这玩意太难了 —— 不过我们有办法。” 接着一顿手把手辅导，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个国际生，英语差到无可再差，疫情时走进辅导室，老师只做了个手势说：“Please wear your mask（请戴上口罩）……” 他就吓得一下退了出去，问华人同学：“她是不是喊我‘滚出去’？”

就这样差，也能留学，也能跟着老师学下去。对于家长来说，只要孩子在学习，终归是有希望的。思思没成为失学儿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学校后台个人页面，只能像鸵鸟一样埋下头，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干预。

跟国内的亲戚联系，才知道我在国内的小侄儿也是疫情期间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学，最后勉强去了，也是各科成绩倒数。老师都有任务有绩效的，于是班主任出面劝退，喊几个差生的妈妈来学校领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学。

别家孩子的妈妈惭愧得很，把娃领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产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长理论：“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是要他们学好的，现在你说他们不学好，撵他们回家，那你学校的责任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家家都只有一个娃，娃退学了对一个家庭是什么后果？”

校长被她说得哑口无言，给出一个活口：“如果孩子过段时间调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来。”

堂姐一气之下，自己也辞职了，回家专职哄娃，终于，一个月后，侄儿又肯上学了。娃一进教室，老师翻了个白眼：“你还晓得来嗦，在屋头睡起多舒服的么。” 于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 18 小时的手机，瘦成一张纸片。

看着儿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头发跟着白。她翻出来一个观音菩萨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学不上学都没关系，活着就好。

听说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学校，和我通视频电话的堂姐眼含热泪：“如果学校的老师愿意来给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给学校扫街都可以的。”

4

等疫情稍有好转，思思的小留学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学生们春假商量着要去多伦多玩，机票、酒店的花销，都是毛毛雨。但一个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于是另一个小富豪敢做敢当地说：“你就告诉寄宿家庭，说是去我家住两天，直奔机场就是了。”

娃们在多伦多开心过完周末，都回来上课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在教会聚会上碰头，有一家说：“我家娃到你家过周末，麻烦你啦……”

事情就这样穿帮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震惊了，跑到教育局去报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结果，教育局以 “dishonesty（不诚实）” 的理由开除了三个小留学生。妈妈们来了，气得要命，又到处给孩子找私立学校，否则学签失效，只有回国。我暗地里因为这事开心了好久 —— 被开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 —— 好了，这下孩子们在学校总不会再比鞋子了吧。

学校里比鞋子的氛围弱了那么一点，小留学生们又开始比伙食了。思思这次得到了反杀的机会，中午在饭堂坐齐，同学们打开饭盒，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开饭盒，红烧丸子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白米饭，对其他同学来说是满满的暴击。

有天中午，思思打开一盒卤鸭子，一个小留学生失声问：“这是在哪里买的？我要买，我打车都要去买。”

思思露出四颗牙微笑：“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们顿时枯萎了。

不过，叛逆期的孩子是不会让父母好过的，他们只是换着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辈子，也比不上别的留学生有钱，那我何必要读很多书赚很多钱？我觉得我过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 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过平凡的生活嘛，高中毕业不毕业无所谓的。她躺在床上继续打 “王者”，六门课有四门要挂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从中国小留学生变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朴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样子。但我也看到当地底层白人是怎么生活的 —— 姑娘小伙高中读完，去寿司店里端个盘子，去面包店里烤个面包。都说 “求其上得其中”，求一个好生活，折腾半辈子，可能就落个平凡的生活，而求一个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帐篷了 —— 何况，思思所谓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这当妈的奋斗了半生才得来的最有上升空间的生活。

我企图说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外人预备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还是要考个大学，不行考个社区大学也行啊，找个时薪高点的工作，穿好点吃好点住好点，过更有品质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机，大声抢白，好像我不是她妈妈，而是仇人：“你总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资有多高？读书好，你自己怎么不去读？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自己不飞，生个蛋，喊它使劲飞。”

和思思对吼一番，我喉咙都被哽住了，empathy 破功了。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也会像那个医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毕业证都领不到就去面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辈子的 “王者”，我觉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钻到思思的身体里去，卷每一门课，卷进大学，走上人生巅峰。

我想到了邻居家养的狗 —— 前一阵，它也当了妈妈，生了崽，刚开始爱得不行，成天都在窝里舔小狗崽，出门遛弯的时候像箭一样掉头往家里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处跑，狗妈妈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妈妈眼皮都不撩它们一下，管你去哪里，反正莫要影响我的狗生。

看着后院子里狗妈妈在游刃有余地带娃，我感到自己还没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两个司机坐在同一辆车上争夺着方向盘，车子被我们娘俩争夺得歪歪扭扭，险象环生。

5

在中文社区里，一说到学习，就是 “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学习还是让下一代去吧，我们这代就打打工好了。” 父母的主旋律永远是守着孩子学习：送娃去补习了，送娃去英语了，送娃去…… 总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是给娃的，父母就是 24 小时随身的保姆加司机。

为什么要守着孩子学呢？孩子自制力差啊，孩子贪玩啊，不守着，学不进去啊。那，爹妈的自制力强，不贪玩，不用守就学得进去咯 —— 既然孩子不肯学，我干嘛自己不学呢？

我冷静下来，给思思下了最后通牒：“那好，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 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高端职场女性风）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华人总说 “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在西人社区，人退休了都还能去大学读个免费的兴趣班。我在教堂见人就说我的梦想，很快，教友们就派出一个 UBC 毕业的爷爷和一个阿尔贝塔大学的奶奶来辅导我学习了。他们每周在 Zoom 上见我两次，陪我看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连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给 college 打了几个电话，每次接线员一说话，我就心跳得厉害。

一次在教会，一个本地老板走过来，诚恳地对我说：“10 年前我从叙利亚当难民过来，决心要读书，就去读了个水管工。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过来了，我有自己的企业。读书的时候我写下我的梦想 —— 要把兄弟姐妹都接过来，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不要觉得自己基础差，每次想放弃，就把梦想拿过来看。”

这个老板真是一个励志模范，我所在的社区，这家水管公司有好几辆水管维修车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梦想写出来，随时拿着看 —— 我的梦想就是：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

私立学校热情似火，在谷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们的广告。招生要求宽松得让人如沐春风。招生顾问口沫横飞：“我们的专业，毕业后工作随便找。下个月就开课，你得抓住机会。你可以在 A 校区上课，也可以在 B 校区上课，很灵活，随便挑！”

我问：“请问老师是谁？他的职业背景是啥？是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教所有的课，还是几门课各有老师呢？”

招生顾问：“你问了个好问题…… 等回头老师确定了，我会发邮件告诉你的。”

再一算学费，2 年，2 万多刀。

招生顾问：“你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政府还会贴补你 2 千到 3 千刀。而且我们不用考英语哦，不用考英语哦。”

这个 college 就是自己出一张卷子，英语加常识，答对一半，就能入学。再去公立 college 一对比，同样的专业，2 年学费只需要 7 千多刀。哪个老师教哪门课，清清楚楚，老师的头衔专业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会下个月要开学，这个月老师还不知道是谁。

不过，公立 college 是要考英语的，学校接受的英语考试五花八门，包括但不限于雅思、托福，从 LPI（UBC 发展出来的一种英文测试）到 LEAP，不同的级别能进入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又对阅读和写作有不同要求。

这真是一次实力劝退，在老爷爷老奶奶的帮助下，还有 “不考英语就要花 2 万刀学费” 的刺激下，我缴了 65 刀，报了个公立学校的入学英语测试，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阅读、写作、词汇，加起来要考 3 个半小时，这时间雅思写作考完 3 遍了。卷子一发下来，这个单词字好像认识，那个单词也好像认识 —— 但都是 “好像” 啊。

文盲泪流满面地爬出了考场。

65 刀考试的分数出来了，听说读写都差一点点 —— 难道只能去交 2 万刀的学费去上私立 college 了吗？

我发挥了记者的精神，把公立 college 的教学主管邮箱地址翻了出来，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约到了补充面试。教学主管是个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问：“为啥你要求补充面试呢？”

我老实回答：“因为我想读这个专业，但是考不过你们试。”

得益于教会老爷爷老奶奶的一对一辅导，我英语虽然差，会说的词都是字正腔圆的。然后，我就用有限的口语发功：“刚来加拿大，我在面试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老板就告诉我，第一代新移民，是开不了花的，就像是石头上开不了花。要第二代，我们的孩子，他们才能开出花。”

“Bloom” 这个词儿大概是在面试语境中太不常见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着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开花的。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石头上也是可以开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没有使用 “bloom” 这样表达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听懂了，她眼圈儿一红，我也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 不是我爱激动，实在是考不过这个英语考试，也不愿意多花 1.3 万刀。

老太太开始帮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语听力都还可以，为啥写作阅读就是不过呢？是不是我们的考试形式你不太适应？我打印个文章给你看，你告诉我内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给我打印了一条新闻，是关于政府限制房租涨幅的。我稍微一复述，她就赶紧宣布我过了，可以报名上课，只是升级的时候，要补考英语成绩。我热泪盈眶 —— 终于省下了我的 1.3 万刀，我终于走上了读书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我把录取通知书在饭厅里一贴，让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6

走进 college 教室的时候，里面的白人一个比一个年龄大。教学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肠放过了我，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过关。白人老师在讲台上面滔滔不绝，我在下面呆若木鸡。老师讲到后面去了，我都不晓得翻页。

但我心里是充实的：女儿的时间被浪费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呀！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心里舒服了。

啃书的时候，我也会一头懵：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啥在读这么难懂的东西？听到课堂上有同学自我介绍：“我是 UBC 某某专业毕业……” 顿时觉得天上响起音乐，地上撒了鲜花，我自己拿话筒站到舞台中央，只能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所有的 TV，让我荣幸地和 UBC 的毕业生做了同学……”

为了让思思哭出来，我对每门课都是一个死缠烂打。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听不懂的就反复听，还要做题，内在的小人儿被虐得满地打滚。好在 YouTube 上啥都有，任何一门课，都有相应的学院挂上来网课，开字幕，跟读，听写，我的朗读成了家里的 BGM。

思思想要开个黑（打 “王者”），队友问：“谁在读书啊，这么大声？”

思思情绪立时有点低落：“哎，那是我妈在读书。”

思思怕看教科书，其实我也怕。拿着几百页厚的英语教科书，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决定把教材往谷歌翻译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制中文翻译本。UBC 老爷爷和阿尔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会在 Zoom 见我，给我摇旗呐喊，陪我做作业，写小作文，顺便纠正我读音语法的错误。等我翻译到半本书，200 多页的样子，也不用谷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范进中举一样，跳出门，跑上街，大声疾呼：“我看懂书了！我看懂书了！”

思思看着我成天得意洋洋，有点小羡慕。

学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说到考试，我一点都不怕。在考试之前，老师会发下来一份 Review（复习）。这张纸，加拿大学生只当是寻常，我却如获至宝，会查字典一个个背下来 —— 这样，75% 的考题就在手中了。

一学期有 4 到 5 门课，我越来越忙。我每天早上 6 点半闹钟都不要就会醒来跑到公交站去等车，8 点钟准时坐到教室里，等着老师们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国的大学，宽松得很，随便你怎么学，过关就好，这里的大学就像中国的高三，每天 8 小时课，还要留下一堆作业让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开始摆烂：“我看 Costco 的蒜蓉面包就挺好。每周买一条，加黄油奶酪火腿 3 分钟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锅。”

我的话像晴天霹雳，劈得思思一脸的生无可恋。但我确实发现，中国家长做饭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每天花费几小时做饭之后，难免要发 “娃好好学习以后找个好工作” 的梦，发梦不顺利，就要开始唠叨，就要和娃闹矛盾。为啥要浪费时间发人家的梦？我要发梦就发自己的梦。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里的清洁，我只做我自己的卧室。上街买衣服买鞋子，我只给自己买，因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师成天说，同学们，不懂就问哦，不要等到 quiz（测验）才问哦。然而，文科专业的弯弯绕，是非母语人士连问都问不出问题的。我这样的混进 college 的学生，如果问问题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办？

作业更是让我白头搔更短。例如：“阐述你对加拿大宪法的看法，特别是联邦与省份的分权条款。”—— 我能有什么看法？加拿大的宪法，那咱们当然是坚决拥护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

这种问题要是去问老师，她就会发现我是混进来的了，也许给我开后门的老太太还要吃瓜落。可去教会的老爷爷老奶奶，没学过四项基本原则，问中国邻居，他们也不晓得加拿大还有个宪法。最关键的，college 不准上网抄答案，每 3 个词雷同，就算抄袭。

每周都是这样的一堆灵魂之问，老师一要论文就是几大篇，作业大叠大叠地交，东拉西扯地凑。穷于应付中，我终于现了原形，被另一个教学主管揪出来了。她的眉毛上挑进了头发：“这位同学，你为什么写的英语一长，就这么不流畅？你怎么过的入学考试？我们这行非常考文笔的，你这英语文笔，写个 **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职念英语，否则我没法给你毕业证书。”

刚考了一门的期末考，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论一条龙，考格式一条虫。这个考试考格式，还倒扣分，不管我写了多少舌绽莲花的内容，只要有格式装订行距错误，就直接扣分。我差点被扣到 “归零”。

过去我看思思的成绩单，总是浩然正气：“这个居然是 C？我看你是游戏打多了。” 现在看看自己作业上的几把大叉，成绩单上的 D、E、F，对女儿都是理解和祝福。

7

这时候，白人女医生又来敲我门了：“我女儿的心理医生退休了，我给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就住在你背后这条街，走，我们一起去他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心理医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着预约的么？不是一小时两百刀起价的么？我跟着女医生跑到心理医生家 —— 这就是阶级姐妹的爱啊 —— 退休的心理医生才落地，就被她运送到我面前，我恨不得亲她一口。

心理医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侧影像格里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护士，倒上茶，摆出来一堆苹果梨子饼干点心给我。

“你说思思学习差，她到底是怎么个差法？” 老爷爷问。

我被学校折磨得够了，写的论文也多了，说话不再颠三倒四了：“我们家，成绩都差。我妈妈成绩差，没考上高中，我小时候也是很差。老师上课，我不能听讲，思思也是。老师让看书，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总要跳行读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业，就痛苦得不行，没法开始。所以拖欠很多作业，老师恨我得很。思思也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医生默默听了，在自己笔记本上一顿记，又说：“我要去见思思的学校老师和其他知道她学习情况的人，收集一下意见。” 我心里 “咯噔” 一声，哎呀，还不能开药啊？好吧，为了娃，再多的钱也拼了，于是问：“您怎么收费？”

心理医生微微一笑：“我会记下来为你的孩子花费的时间，你以后就把同等的费用，或者同等的时间，奉献给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马红了 —— 我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渣，有啥资格去和一个工龄 40 年的心理医生一对一换时间？如果这个老爷爷帮了思思，那，给我发个扫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扫秃。

接着，心理医生开始了调查。他先找思思的学校老师，拿出个量表让老师做，老师认真做了。心理医生看看，收了起来。他又请思思刚来加拿大时教过她的补习老师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去抢着给了咖啡钱。那个好久没见的老太太，翻开带来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画得花里胡哨写得乱七八糟的纸说：“这是思思 12 岁时上完课自己写的，我收起来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学 10 到 20 分钟就给次休息时间。她的头脑里有很多念头，所以无法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疗她的时候，不要掐灭了这些灵感。”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有感动也有内疚 —— 我看到思思的成绩就烦就急，没办法去爱护她的灵感，总会想，什么鬼灵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医生收集意见完毕，给当地的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给思思做一个测评。我想，这就是开后门啊，思思插队了。可我并没有把握能让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疗。在国内的堂姐给我说，在侄儿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时，她出尽了百宝，也包括带侄儿见心理医生。侄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医生的钱，还要付给儿子 500 块钱，才能让娃抬眼皮看心理医生一眼，屈尊和心理医生说上几句话。

这样的治疗，除了浪费钱没啥效果，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付医生和女儿。但没想到，转折点，很快来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课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惊慌地打来视频：“我的手机在天车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调监控。”

我赶紧稳住她情绪：“你的手机不是能用 iPad 定位的？我给你把 iPad 送过来，我们追！”

我在天车站（温哥华的地铁站）跟惶恐的思思汇合，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哈苏相机的女留学生一起泪汪汪地说：“警察不给我们看监控。”

在 iPad 上一番操作，我们看到思思的手机在沃尔玛里面转啊转啊，于是立刻再度报警，告诉警察贼在超市里。警察一副淡然的声音：“你们不要自己去追贼，我们在附近有巡逻的人，你给个电话，我们巡逻人员会和你联系。”

等啊等啊，巡逻人员的金身并没有出现，思思穷极无聊，在 iPad 上不断设定，让手机报警。我坐在沃尔玛出口，竖起耳朵听。一个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带着 “滴滴滴” 的声音从我面前掠过，手机的警报声我没听过，我大声说着 “Excuse me？” 想要截下他问一下。

没想到，那个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 “嗖” 地窜过了小街，根本不看红灯，街上车被吓得一个急刹车。我也 “嗖” 地窜过了小街，感觉距离那个白人就差一丢丢。我对着等绿灯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 110）！ Please！” 不紧不慢摇晃着的巡警们，看到这边一个逃的一个追，立刻大喝一声包抄上去，他们训练有素，半分钟不到，就把那个白人按翻在墙角，他的背包里，还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声说：“Return it to me！（还给我）”

警察把手机还给我，我气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过来的思思：“你的手机在这儿。”

警察把我们请到警车里录笔录。录完笔录，我的气也匀了，一个老警察看着我，灵魂质问：“女士，你干嘛要追他？你追不上还好，万一真追到了，你怎么办？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个手机也就是几百刀，怎么都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追！”

在我看来，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气地喊贼把手机交出来，至于 1 米 6 的中年妇女怎么能逼迫 1 米 8 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机，确实没想过。而且，我追的不是几百刀，我追的是女儿的手机啊。我被老警察问懵了，回答：“这手机对我的女儿很重要。”

思思在旁边呜呜哭了：“妈妈你不该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苏相机姑娘站在旁边，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她艳羡地对思思说：“你的妈妈是你的英雄。”

8

有了追贼这个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诊所通知我们就诊，思思二话没说，直接跟着我去了。

这个测评的心理医生，武器比较先进，她拿出一堆电子游戏，让思思在电脑桌子上一个人打。有时候是落字母的，有时候是落图形，有时候是声音，一闪而过，总之思思需要操纵键盘，把这些都打下来。几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心理医生给我解释，显而易见的，思思只能捕捉到 10% 到 15% 的图像和声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医生刷刷刷开了一个证明，告诉我：“对思思这样的孩子，学校应当给更多的包容。如果让她做阅读和写作考试，学校需要给额外的时间。如果思思需要，这个证明可以在她参加包括雅思考试在内的考试时使用，考试方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例如，听力放 2 次。”

医生还给思思开了一小瓶药，每天一片，说是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医生给我也来了个辅导：“注意力涣散的孩子，就是没法遵守时间。她会反复催促自己，想要推动自己，但无能为力。她像是睡在一个深深的洞里，没法爬出来。催她，吼她，憎恨她，惩罚她，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支持她，鼓励她，她才能爬出来。”

走出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和思思对望一眼，两代差生，两个仇人，手牵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论一条龙、考排版类一条虫，原来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对我来说，1.5 的间距和 1.0 的间距，毫无区别 —— 谁知道这个是病啊？

接着，那个退休的心理医生开始发功。他并不直接喊思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正襟危坐地谈话。他邀请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边，想和思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发背后去把自己挖个洞藏起来。老爷爷一打响指，召唤过来家里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着她，她就会对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对着她，没有目光接触，从背后把吃的给她。” 思思就从沙发后钻出来，真的去喂狗了。

渐渐的，他们聊起来了。老爷爷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样，又深又黑，他看着思思，好像思思说的每句话都是宇宙真理。具体谈了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看到老爷子的笔记做了大半本。

喝了几次下午茶，思思也试着吃了几次药。吃这个药，她会头痛，但是注意力能够集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惊喜又低落地说：“原来他们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听，就能一直听下去，听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 2 就是 2，不会看成 3。我们两个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医生离我家住得近，常常过来送个自家做的饼干呀，老太太在后院子里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见到思思，老爷子就对着她挤一挤眼睛，击掌，满眼里都写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好像是和她有一个密谋。

思思没有拿出来她的注意力缺陷证明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照顾，她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有一天，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数学老师发了卷子让我们做，他以为我做不来，走过来想帮助我，结果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他吓得嘴巴都成了个 O。”

学校的老师们一定很惊喜：一个资深的学渣，居然重启了。就凭这态度，也要多给点分。

思思的英文也开始刷分：她拿出打游戏的精神，把老师喊读的小说每一页标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标签，罗密欧和朱丽叶想的啥，了不起的盖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还要清楚。每次写作文，思思下笔就是 1000 字，成绩嗖嗖往 “B+” 走。

一点点正反馈过来后，思思能够按时交作业了 —— 虽然还是在最后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脱离了 C，保 B 争 A，得到了学校 “进步最快” 的奖学金。她甚至接到几家大学的 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后来，我们初到加拿大给思思补课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学当督导员，把我写成了她的推荐人。

公立中学校长做背调时，我的英语已经被 college 淬炼过了。我对校长说：“她开始教思思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不能给定什么教学计划，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确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学习障碍我请求她帮助的时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顾客，但她马上就出现了。她保存了思思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从没付钱让她这样做。如果你雇佣她当督导，你是有福的。只要你曾经是她的学生，她就觉得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她的品质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长沉默了一会，说：“谢谢你，另外，你的英语真的很好。”

我已经不再把我和女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她的成就是她的，我还是只有转头继续卷，要把 “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 的计划贯彻到底 —— 反正以后是要去住养老院，那就多赚点钱，住个好点的。

之前在 college 里，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为什么老师非要把 Word 文档搞出来这么多花样呢？难道我们要靠 Word 拯救世界不成？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沟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来显得自己认真对待了工作。

最后一学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没法毕业，老师几乎要给我跪了，三请四催，把我请到 Learning Center（资源室，西方学校里为特殊学生设立的补习场所）—— 之前我像鸵鸟一样，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 就在图书馆里，一排顾问坐着，就等学不明白的学生来宠幸一下他们。一个顾问一看到作业，就说：“哎呀，很简单的，你只是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有十七八个要求，漏掉哪个都不行。”

那架势，仿佛就算真是个智障，顾问也要一对一手把手也要给你教会了。

几轮一对一辅导下来，我有一天突然开了窍：老师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别自己新开模板去模仿了，一个词一个词地照着打进去原文件就好了。课本上的信件既然写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别自己原创了，把它们一个个分类编进文档做成可选项，需要哪段就选哪段好了 —— 这样就没人说我英文表达不地道了。

老师和我执手相看泪眼 —— 这个专业开学的时候有 23 个学生，临近实习，只剩下 16 个了。我就是第 16 名。

接着，公立 College 的另一个功能就开启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 College 不是靠收的我们那一点点学费维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补贴，在促就业这块花样撒钱。比如烘焙专业，学校的一楼办了个面包房，老师学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面包，下午开店卖货。面包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 1/3，我买个全麦包，一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子一拿，3、4 个全麦包掉地上了，老师一个箭步捡起来，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 一楼还有牙医诊所、美容美发和餐厅，学校自建一堆企业，给每个学生一份最初的 “工作经验”，然后再把学生们运送到就业市场去。

College 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国贩骆驼到处拉关系的。他们每天给过去的毕业生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去拜访他们的工作单位。一听说哪个企业有要放出来的工作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毕业生发过去实习，实习完了，一大半的学生也就顺势留下了。

在实习之前，老师们如临大敌，要给学生们搞个模拟实习，把所有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你模拟一遍。老师会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自带食堂，外面卖 5 刀的炸鸡，人家都只卖 1 刀。像我这样的资深差生，那就去一个小公司，老师会告诉我这家公司想招什么人，大概会在啥时候发广告，我进到这公司，公司里到底是谁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经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间，老师还摸到我实习的办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级，关门一顿彩虹吹，我在外面都听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级，也是好一顿感谢。最后，她给我递了个 “势在必得，你可以的” 的小眼神，潇洒地走了。

我实习时所有的文件，都是读书时做过的，连格式都一样。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老师教过的，连措辞都差不多。像我这样全靠 Learning Center 毕业的吊车尾，都能被精确地分到一个萝卜坑里。我拿到 offer，对这个设计精密的、从学习到就业的公立教育系统心悦诚服。看来，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块二煤炭，也被这些宽师七手八脚一路运送到了炉子里发光发热。

最后，我终于卷进了…… 市中心的公司 —— 不管大小吧，我感觉到祖坟上冒起了青烟，就等思思呼天抢地地来哭了。

尾声

最近回国一趟，知道另一个亲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机，打手游，半年不去上学，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胁要断网，那他就反着威胁要从 20 楼跳下去。亲戚们聚餐，娃当然是不来的。亲戚们一顿热烈的讨论，给娃的爹妈出谋划策。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断网收手机是必须的，有必要断水断电断伙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医生；把娃带出去旅游，走到山村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娃强制锻炼身体，最好送进厂去打工。

亲戚们甚至呼吁，国家出台个法律，把游戏厂商劈了最好。我顿时懂了杨永信的群众基础 —— 网瘾学校，是用更大的恐惧战胜了恐惧。

我想，教育本该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影响另一个树。

我在饭桌上讲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亲戚们越来越安静：“孩子就像小猫小狗，大脑没发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时候，喊打喊杀都只能让他们更害怕。老师在正路上给一个甜甜圈，说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来了。如果外面没有一个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开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后的自我保护。我原谅了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不便，只因为我的女儿被它温柔相待。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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