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势力”的历史
“敌对势力”是中国大陆词典里的老词。2014年时它在中国大陆的传媒上有升温趋势。
学者钱钢一直在做中共话语研究。据他观察，和“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一类宣传口号不同，“敌对势力”与“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等是一类烈性词语；前者目的是动员，后者功能在挞伐。
历史上，“敌对势力”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总次数不算多。该报一九四六年创刊，“敌对势力”首次出现是一九四八年。从一九四八年到二〇一三年，六十五年里，共有一七六六篇文章使用过此语。
如果把关键词使用篇数（全文使用篇数或标题使用篇数）作为传播力度指标，以词频计量为研究的起点，就会有丰富政治信息，隐含诸多疑问：一九四九年后的毛泽东时代，为数不多的“敌对势力”是在什么语境下出现的？语义是什么？一九七八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又异峰突起，究竟是何种力量使然？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各有一次高峰，那段时间的起落消长，背景又是什么？
换个角度，从中共党代大会政治报告来看：八大到十三大，政治报告里没有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报告，是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此后，十五大有，十六大有，十七大无，十八大有。这四“有”一“无”，如何解释？
弄清“敌对势力”的前世，是为了看清它的今生。
“敌对势力”是舶来语。据《人民日报》的资料判断，它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人民日报》创刊於一九四六年，最初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九四七年成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敌对势力”这个词语，一九四八年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作者在简述历史时写道：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清算苏联国内压迫阶级这段时期，社会主义的关系已在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确定了。
“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其前身是“俄共（布）”。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共产党党史。这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党史肆意篡改历史，它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后即翻译成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的若干年里，“敌对势力”是一个冷词。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的九年间，人民日报上总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的语义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敌对势力”指的是资本主义阵营。
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多位领导人和官员的报告、讲话、声明、电报中，均强调抵御敌对势力的包围、侵略。
第二类“敌对势力”指的是共产阵营内部的反对者。这种矛头向内的用法，特别值得分析。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在共产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抗议。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评论匈牙利事件时说：”匈牙利国内有人正在‘自由化’的掩饰下开始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国内有著显然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雄厚的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六版）。
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称：“敌对势力将不止一次地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苏斯洛夫称所说的敌对势力指的是：“受国际反动派指使的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骗人的口号一度把大量群众、特别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五版）。
截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共的党报上“敌对势力”一语还从未涉及中国国内。但在一九五九年开始，情形改变。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有十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与大跃进有关。
当时毛泽东号召“赶英超美”，推行名为“大跃进”的激进经济计划，在城乡大炼钢铁，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高指标，高征购，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饥荒噩梦降临。
一九五九年夏，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题原为纠偏，但因彭德怀元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直言批评，激怒毛泽东，议程突变，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毛紧急召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宣佈彭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我国人民公社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极端的仇视和恶毒的攻击。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最野蛮的咒骂和最卑鄙的诽谤投向人民公社。在我国国内，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眼看著他们的“好日子”永远不复返了，也怀著彻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公社（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一个月后，刚刚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教导下，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了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当敌对势力企图阻挠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挺身而出，为群众撑腰”（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一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在九月十四日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长文。和林彪一样，刘少奇在文章中赞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要“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
两年多后，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终於吐露真言：“中国遭遇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话刺中毛泽东痛处，为他在文革中命赴黄泉埋下伏笔。
在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的一九五九年和大飢荒最惨烈的一九六〇年，中共党报用“敌对势力”这个烈性词语，将锋芒指向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
当时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表示异议的还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人民日报批驳“咒骂人民公社”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苏联事实上也在被批驳之列。彼时，彭德怀尚未被公开点名批判，中共和苏联“修正主义”尚未公开撕破脸皮。
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度升温，而后冷却。因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大陆政府对敌对者使用了各种清晰的指称：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简称“帝修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公众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化为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不满宣泄。抗议遭到镇压。数月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爆炸性新闻，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媒体上“民主”、“法制”成为热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比皆是。当时的中共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场外，北京西单的“民主墻”上贴满追求民主、呼吁政治现代化的大字报，会场内，对毛泽东的批评声音升高。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亲手所写的讲话提纲，一页纸上有四处提到“民主”。
紧接著，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全会闭幕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据前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记述，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该文表达了胡耀邦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 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跡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 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安门事件中，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
对於政治话语研究来说这是个重要样本，请特别注意它对“敌对势力”的用法。以文风观之，《人民万岁》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多篇长文，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慷慨激昂，但内容则是前所未有，引向对极权专政体制的批判。
“敌对势力”的定义在这篇文章里发生了根本变异：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辞典中原有的各种敌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专制。据祝华新记述，此文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因为他看懂了这篇文章及其意义。
看似面目模糊的“敌对势力”一语，包罗诸象，是杀伤面很大的罪名。它把一切不赞成“中国道路”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统统圈入打击范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敌对势力”语义的演变，与红色专政制度遇到的危机有关。
先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机，继而是毛泽东“大跃进”的破产。对主义、道路、领袖的一切怀疑、质疑乃至抗争，都可装进“敌对势力”筐里，扣在“敌对势力”的帽下。
一九五九年，是中文“敌对势力”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进入八十年代，“敌对势力”又恢复原义。而三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它再次高调复归，但语义未改。
其实，敌对势力（有时又叫“外来势力”）这个词语，并非共产主义阵营的词汇里独有，美国等“西方”反共阵营里也有、也用。
在冷战时期双方都有这种思维，都用这种政治策略。在这种“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思维中，都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简称“对着干”）。
且看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两例。
据说是为了阻击共产主义在南美蔓延，1973年在美国支持下，皮诺切特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的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了独裁的军政府。17年间，他一方面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残酷镇压异己，血腥地践踏人权。
再看韩国现在称作“民主化运动”的“光州事件”。
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趁着朴正熙被刺后的混乱发动政变，取得最高军权。光州等地工人、学生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撤销戒严令及恢复国家的民主制度。
“在‘光州事件’期间，美国海军珊瑚海号航母驶到光州近海时，光州市民还满心欢喜以为美国会帮助他们，岂料此航空母舰并无任何动作。因为光州人民要民主自由，被全斗焕军政府定性、美国默认为“金大中等亲共主义者主导的内乱阴谋事件”。
冷战时期美国与独裁者合作可不止这两起（还有中情局在伊朗策划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巴列维王朝上台等），其典型言论名言：“（某独裁者）他虽然是个狗娘养的，但他是（对）我们（有用）的狗娘养的！”
上面说的是冷战时期政客们的实用主义思维，那时候什么“人权外交”、“价值外交”都提不上台面。
处理国际关系如此，国内政治呢？
这种利用“敌对势力”来抹黑对方，赋予己方不择手段的正当性，在当时的美国也颇常见。
不谈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的美国和麦卡锡这样的政客，看其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它们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等）也常借口“外来势力”的煽动，来打压要求平权的黑人及其白人支持者。（以下引文均出自东方出版社今年8月第一版、陈国平著《光辉岁月：美国民权英雄心灵史》）
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民众反对种族隔离，这其实是基于人的本性，用1955年12月1日宁肯被捕也断然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的说法，她是“受够了（种族歧视）”，她拒绝让座并非这天下班时身体格外累，而是不愿继续忍受“屈服之累”。可是她的行为被这座城市的当局和白人种族主义者认定“是外来的极端分子和北方佬在煽动生事”。
蒙哥马利市在南北战争期间是南方邦联的“首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这种宣传，抹黑“北方”与当事人，类似于指责“外国”颠覆势力和他们的第五纵队在制造事端。18名本地黑人民权运动活跃人士，决定组织全市5万黑人拒乘公交车支持罗莎的行动。
为了避免这种指责，当地的黑人民权活动领袖尼克森等人虽是NAACP（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总部在纽约）的成员，却不用这个全国性组织的名义，而是新成立了一个叫“蒙哥马利进步协会”的本地组织来领导拒乘行动，并选举刚出道来本市传教的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做“蒙进协”的头。
在之后挑战餐厅等公共场所种族隔离制度的“入座”行动中，在曾经的“南方邦联”的北部边城纳斯维尔市，黑人牧师詹姆斯劳森这位被小马丁路德金称之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暴力理论家和策略家”。因为支持和指导学生的和平抗争，他被倾向于种族隔离的当地媒体描绘成“鼓吹暴动者”和“外来的蛊惑分子”，使之成为当地种族歧视主义者的标靶。
范德比尔特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给该校神学院院长下达指令，要求把詹姆斯劳森教职予以除名，企图借以使“入座”行动因群龙无首而草草收场。
种族主义分子虽然不好意思给通电支持学生的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等著名人士也扣上“外来（敌对）势力”的帽子，但是不愿承认平权要求的自发性和正义性，要归咎于“极端分子”的“煽动”。
结果是除名劳森之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激起巨大反弹，全院四百多名教职员工宣布短期罢教以示抗议。此事被全美媒体广为报道，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范大神学院也因此而颜面尽失。
所谓“敌对（外来）势力的煽动”就是一种阴谋论，甚至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思维上也不能免俗。
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鼓动家马尔科姆，当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之前还是“（黑穆斯林）伊斯兰邦”的成员之时，受其最高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的影响，持另一种（黑人优越的）种族主义，宣扬“白人的天堂就是黑人的地狱”，主张种族分离，建立黑人的邦国。
马尔科姆在接受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谈及对NAACP的看法说：“绝大多数所谓代表‘黑鬼’的组织，通常总会号称是为我们谋取利益。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他们时，会发现这些组织的领袖们，以及谋划的势力，政治的势力，还有其他不论什么名目的势力，其实都受到白人们的操纵。”
马尔科姆于1961年1月与三K党派出的代表在亚特兰大会晤时，竟对三K党徒的蛊惑之言深信不疑——“犹太人躲在种族融合运动的后面，他们把黑人当枪使。”
马尔科姆当时这样说，一是出于对白人的成见和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鼓动黑白对立的宣传需要。
但事实是：犹太人虽是白种人也饱受种族歧视之害，甚至常被当作“有色人种”对待。他们支持和参与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是出于本心，用不着谁来操纵。
马尔科姆后来抛弃了黑白对立的观念，采用“人类”一词，相信了实现种族融合的前景。这也是他被“伊斯兰邦”谋杀的原因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英雄、民权组织NAACP（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头牌律师，后来成为美国黑人首位总检察官、黑人首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瑟古德马歇尔，他当然是个极聪明的人。
瑟古德马歇尔不赞成小马丁路德金等人组织的黑人民权运动，这好理解，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改变种族隔离现状的好办法，担心“这会刺激白人种族主义者起而抵制黑人的商业”；进一步，如果只占总人口1/10的黑人的抗争引起白人强烈反弹，美国可能成为黑人的屠场（想想印地安人反抗白人的下场）。
瑟古德主张通过法律诉讼，通过立法（平权判例）改变美国，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是当之无愧的“法庭上的革命者”。
但受了联邦调查局（FBI）头号人物埃德加胡佛（白人种族主义者，麦卡锡主义者）的蛊惑，瑟古德也相信新崛起的非暴力主义黑人领袖，甚至NAACP组织内部也正受到极端势力的浸染与渗透。”
瑟古德马歇尔这样的精英为何也会受“阴谋论”的蛊惑？这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真实的答案只有瑟古德马歇尔本人才知道了。或许这是囿于瑟古德马歇尔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了。
瑟古德马歇尔作为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案共32起，赢得了其中29起。这个“体制内的爆破手”因而对体制、对体制内抗争的路径产生了充分的信任。同时，“以己度人”，使他对别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感受和诉求方式不理解，觉得那是不应该出现的想法和做法，而之所以出现必是受了他人别有用心的操纵。
有分析这样评论瑟古德马歇尔：“与众多伟大人物一样，瑟古德也逃不脱自己的宿命，‘布朗案’（在学校废除‘隔离但平等’的恶法）给他创造了辉煌时刻和声誉巅峰，但同时也限制了他的时代视野与嗅觉，甚至从本能上拒斥那展示了洪流般伟大力量的崭新趋势。”
后来瑟古德对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所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群众抗争行动的态度。
从美国版的“敌对（外来）势力”论能悟出什么？
从政治上讲，不论在哪里，两极思维甚至冷战思维，不是一下子可以清除的；“扣帽子”、“打棍子”虽是汉语词汇，作为斗争策略却不是中国才有的。从人性的弱点和缺陷讲，妖魔化对手以实现自我合理化，自我中心想当然都是常有的心理疾患，不分种族和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