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虫狙击手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晚上将广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20世纪中国全纪录》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编辑，北峪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29页）

但事实上，当时许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居民委员会和学校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

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中国大陆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在农村则关联到村村寨寨。10年里下乡人数多达数千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其影响至21世纪初仍难以消弥。

文革末期，“上山下乡”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

对21世纪初的年轻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究竟为什么当年要发动这场运动，不仅如今的青年一代大多一无所知，甚至当年参与运动的知识青年可能也未必能说清楚。

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阅当时的各种正式文件和报纸也同样找不到任何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和编者按中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标题，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然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在强调“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上山下乡”是实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与解决失业并关多少关系。

那么，这场延续10年、令数千万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究竟出于何种目的？直至21世纪初时的解释仍然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说，第二种是“兔死狗烹”说，第三种是“经济困难”说。

一、政治上对城市青年实行“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说，但却从未明确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很有必要？

被毛泽东称为知识青年的城镇初中、高中学生们比贫下中农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显然不是文化知识层面，而是政治思想层面的。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毛泽东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事体力劳动就会在政治上变得高尚起来。而在延安时代，出身农民的毛泽东不喜欢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许多的历史著作已经有记述。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可以用知识分子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作理由，认定他们的思想复杂。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大陆都统治了近20年，“上山下乡”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无信心，要这些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并未受多少党化教育熏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恐怕没有人比出身富农的毛泽东更明白，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而毛泽东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

仔细体味“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会觉得毛泽东当时说很有必要时并没有什么具充份说服力的道理，这句话似乎更象是一种颇为勉强的说词或是一种借口。

也许因为如此，后来在诸多讨论知青问题的论述中少有人会认真看待毛泽东的“12.11指示”，当时毛泽东作如此说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隐情？

二、兔死狗烹的阴谋？

在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跃的红卫兵中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贺文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

贺文的这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但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下乡！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自生自灭，于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21世纪初时，有关毛泽东召见北京高等院校“5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网上披露（《‘文革’时曾不可一世，五大学生‘领袖’今何在？》，人民网），于是有评论称毛泽东当时已感到学生是心腹大患，这成为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类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旁证材料。

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且派别纷杂，毛泽东深谙权术，并不难控制这些红卫兵。更何况在当时全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中，毛泽东对红卫兵有绝对的号召力。

例如：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被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和拆除工事。

显然，毛泽东对高等院校的“5大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见为依据说“红卫兵”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为此发动了“上山下乡”这场牵涉全国千家万户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恐怕缺乏依据。

事实上，大学红卫兵中真正参加“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只是少数人。

“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而中学的红卫兵当时最不可能威胁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地位。中学“红卫兵”们组织松散、没有纲领，又年青幼稚，是没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乌合之众。中学生充其量会因无所事事而结成流氓团伙干扰社会治安，他们的行动破坏社会安定或许有余，但要挑战当局则远非可能。

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里武斗闹得最凶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但毛泽东并未把参加武斗的工人送到农村定居以示惩罚。

因此，“兔死狗烹”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解决就业问题？

有“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根源说”，这一假说也为官方文件所证实。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1997年，283至284页）

《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这个文件至21世纪初似乎仍然代表着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基本看法。该文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提出了两点说明：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20世纪50年代根据人口多、底子薄和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二）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和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该文件声称“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这一说法不足为信。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有城市居民去乡村或边疆落户，但是少数人的行动，并未成为全国性的强制性政策。

不过这个文件说了一些实话：“上山下乡”想解决的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和人民不满。

此后，中国大陆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从来没有越过这一界限，而在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非常普遍。

例如：有人指出，“知青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就业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和市场手段来解决时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知青问题的经济根源》，大众网）

毛泽东发表“12.11指示”时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中国大陆的学校积压了3届毕业生等待就业或升入大学。

但因经济停滞和大学停止招生无法安排，于是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没有出路。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

显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教育系统全面瘫痪的混乱局面。

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这一时刻，“文革”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基本停顿，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

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被这个“死锁”卡住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之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转化成学龄儿童入学高峰，迫切需要整个教育系统迅速消化积压了3年的毕业生，以便腾出师资校舍接纳新生。

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间的关系：上水道来水不断，而下水道又严重堵塞，这势必造成大水泛滥。

于是在“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通过“上山下乡”把几百万积压了3年的中学毕业生像清垃圾一样地从教育系统中输送到农村去，从而得以恢复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学生的正常入学和毕业，又回避了无法解决的城镇就业安排问题。

当然，在清理过程中，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就只能是“文革”和党的牺牲品了。

完成了这3届毕业生的“清理”后，中小学系统虽然恢复了运转，但经济却毫无起色，城镇里仍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还是只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从应急手段变成常规制度。

四、屯垦。

“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上山下乡”前期，中国大陆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

“屯垦”古已有之，往往是让驻军就地垦荒种田以减少军费开支。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如果从单纯安排就业的角度看，供养“生产建设兵团”成员的成本高于在城市企业里雇佣学徒工、因为那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约20元，而“兵团战士”每月的伙食费及津贴费比20元多得多，另外还有被服、房建等开支。

由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目的远重于疏通就业渠道，所以当时政府为组建和维持生产建设兵团花费了大量资源。

1968年底，中苏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走向军事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时中国大陆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简单介绍“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友网）

该兵团各师沿中蒙、中苏边境驻扎，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平时以屯垦务农为主要任务，但每个连均设有武装排，武装排每人配备步枪、手榴弹，排长配备冲锋枪，每个排还配备了机关枪。（《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83期）

然而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其实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武器简陋且配备不足，在军事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

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结构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相似，但前者所辖的师团更多，主要驻扎在东北中苏边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区。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边境线的配置是为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能暂时延阻苏军的进攻。

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这几十万“知青”是国防前线的一道“血肉长城”。确实，从这些兵团战士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能力来看，他们就只能是一道血肉筑成的战线，在战争状况下这些师团的作战主要靠的是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

幸好后来中苏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兵团战士们的幸运。

五、功过是非。

“经济根源”说似乎触到了这次运动的实质：“上山下乡”其实是因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但这次运动真解决了经济压力吗？

答案是否。

“上山下乡”只是即刻缓解了政府所面对的无法安排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但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为什么？

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务农的“插队知青”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往往还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称为“解决就业问题”，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

1957～77年间，中国大陆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大陆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失落的一代》页399）

另外，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也完全不成正比。

对接收“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的“饭”吃。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数人，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

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失落的一代》页61）

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失落的一代》页160）

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失落的一代》页166）

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实质就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六、总结。

截止至2015年，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运动从未跻身中国大陆的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老外”，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披露了大量中国大陆研究者不敢言的事实：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失落的一代》页300）

广州动物园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失落的一代》页367）

女知青遭强奸。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失落的一代》页285）

《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失落的一代》页339）

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子弹。（《失落的一代》页211）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失落的一代》页377）

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失落的一代》页379）

1979年2月，云南勐腊农场千余知青跪地向农垦总局局长哭求“我们要回家！”（《失落的一代》页141）

1978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失落的一代》页144～147）

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失落的一代》页196）

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失落的一代》页189）

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当时中共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刘梦章等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页158、154。）

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失落的一代》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失落的一代》页255）

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失落的一代》页202）

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失落的一代》页168）

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失落的一代》页213）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失落的一代》页411）

以上的种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中国大陆官方的欢喜，也就不能在大陆传播。而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

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之初并未充份领会到这一点，但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说法的欺骗性，进而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文革”之后出现的反思、启蒙、改革浪潮就与“知青”一代的政治觉醒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没想到的是：他号召发动的“上山下乡”确实“再教育”了一代人，但教育的结果与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养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造就了实行修正主义的支持者，这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思想、学术、文化、政治各领域。

例如：20世纪80年代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失落的一代》页408）

还有“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失落的一代》页197）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对“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乡”人们大都持否定态度。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灾难，整整毁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会混乱，知识断代和科研后继乏人，其灾难性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唐龙潜，华夏知青网）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上山下乡”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郑承军，为中华之崛起）

还有人认为：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当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但这是一场荒谬和应予以否定的运动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上山下乡”如果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万知识青年和广大老百姓的顽强抵制。10年风雨，知青的抗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知青血泪30年》，蓝关雪，中国报导网）

21世纪初时，有的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失落的一代》页424）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截止至20世纪初，中国大陆上千万知青与他们的同龄人还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们还会不断出新闻。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例如：两万多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退休后的同等待遇请愿......

此外，知青下乡运动所必然附带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对后代的文化输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引致的对无知和暴力的下意识的崇拜和认同，等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的痛苦和不堪回首，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更不该忘记当时为什么这场荒谬绝伦的举国运动会毫无阻拦地发动起来，以及反思如何防止这一举国悲剧的再次发生。

[ 本帖最后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5-4-20 09: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