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角度解析苏联解体，兼论中国大陆
PS：话题比较敏感，管理员如果感到不妥当就删了吧。
21世纪初时有这样一种观点：鼓吹西方的“和平演变”导致前苏联精英阶层思想混乱并引发其最终的解体。但这种解释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可以“和平演变”前苏联，而前苏联却不能和平演变西方？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赫鲁晓夫曾提出过所谓的“三和主义”企图“和平演变”西方国家。然而最终结果是前苏联被“和平演变”。
前苏联解体的根源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充其量不过是其内部合法性逐步丧失之后的表象。鼓吹前苏联亡于”和平演变”之类的观点，显然是不愿意正视类似于前苏联合法性缺失的问题。
合法性是什么?
“合法性”指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及其决策的服从、认同。从自由民主的角度出发，合法性有三大维度：绩效、民主、认同。三者互为作用，绩效是基础，民主是手段，认同是目的。
一、绩效。
绩效，指政府满足民众需要和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努力和成效。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问题，即公共经济学所关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就经济增长而言。
长期以来，前苏联经济具有结构性缺陷：重工业比重过大，而轻工业和农业基本停滞。而轻工业和农业较之于重工业，与民生关系更为密切。尽管前苏联的综合实力与欧美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其长期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得前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逊于西方。
戈尔巴乔夫改革自第三个年头始，经济每况愈下，及至1990年经济首次负增长。1991年上半年与上一年的同期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0%，国民收入下降12%，通货膨胀率为200%—300%。
恶劣的经济形势极大地打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进而削弱中央权威，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前苏联严格的计划经济管控，中央对全国资源的绝对控制，地方精英可以很自然地将经济上的衰退归咎于中央的无能。
就社会公平而言。
前苏联长期实行拉平各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试图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政策。然而在实施该政策时，政府却强调“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这使得各加盟国萌生出具有民族分裂倾向的“吃了大亏“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央指令中亚、外高加索以及摩尔多瓦等地低价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高价进口工业品和日消费品，致其经济结构单一，沦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地，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居各加盟国末流。
而经济较为发达的波罗的海诸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上长期被”拉平”。
由于地近西方国家，且原先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不相上下，但是加入前苏联之后，波罗的海三国日益感觉到自身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同时再结合历史上曾是被前苏联强行吞并的集体记忆之后，更加深其加入前苏联是“吃了大亏“的想法。
俄罗斯联邦经济之所以领先于其他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是其在计划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集中全国资源发展自身。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中受益最大的经济体，俄罗斯联邦理应成为支援其他加盟国的主要力量。然而，俄罗斯只单纯地看到自己是其他民族”大奶牛“的一面，却完全忽视了其发展是建立在近乎掠夺式地攫取其他共和国资源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其他共和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
行为体具有共同命运是指他们的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
前苏联加盟国无一例外地认为自身的不幸是由于群体，共同命运对于各自来说是坏的，而且各方均感觉放弃结盟对各方都有利。即使各加盟共和国合作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但是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不愿意服从体制，尽管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二、民主。
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使是21世纪初地球上最为专制的国家（例如：朝鲜）也无一例外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因为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
前苏联的政府并不能公正地代表人民，国家体制逐步成为少数精英集团攫取私利的工具，同时使得寻租成为常态。民众长期缺乏对官员任命的发言权，晚期的“老人政治”愈演愈烈，政坛更新换代长期停滞。
领导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不是伴随着选举的失利或者任期的结束，而是伴随着自然的生老病死，而中青年政治精英只能在等待中虚度政治生涯的黄金年华。这些政治精英在无休止的等待中逐渐由希望转变为失望，失望转变为厌恶，由厌恶逐渐转而寻求体制外的力量，成为反对势力。
一方面，政府失去人民群众自愿服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精英的流失甚至背叛为政府自身塑造了日益庞大的掘墓人。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开放民主之后，非但没有挽救前苏联，反而加快了前苏联解体的进程？
原因有二：其一，戈尔巴乔夫原本打算让人民群众加入到其改革行列当中去，但是由于长期缺乏对官员任命的发言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冷漠，民众只是有限参与甚至是观望。其二，这些举措逐步被那些在体制中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转而寻求体制外力量的政治精英所利用，成为他们瓦解前苏联的工具。
三、认同。
（一）信仰的”乌托邦”性导致前苏联人民对于苏共长期执政认同的缺失。
列宁认为：”工人群众自己绝不会创造独立的思想体系，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他们。”至于如何宣传，列宁指出理想要成为现实的可能，应与参加者的利益结合起来。
但宣传不能替代现实。宣扬中的是“经济地位的平等“，但现实却是严重的官僚腐败和寻租现象，宣扬中的的经济增长，现实却是严重的经济持续下滑，等等。宣传和现实中种种鲜明的反差使得前苏联宣扬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生命力和说服力，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经济的衰退引发意识形态的沮丧”。
（二）民族主义导致非俄罗斯民族对于前苏联的国家认同的缺失。
温特认为：“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虽然合作行为也是重要的因素），而是根植于对他人和自己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群体成员根据群体特征把自己归为相似的行为体，因此，同质性认知对集体身份是有利的。然而，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危机：民族间由于语言、文化、地域、经济活动、心理素质等差异，导致同质性不高。这不利于集体身份的建构，甚至由于身份不同可能导致冲突的数量和烈度上升。
如波罗的海诸国就是被前苏联强行吞并，其基督教文化与中亚的游牧文化以及伊斯兰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前苏联试图用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取代民族主义，同时通过教育、语言政策、移民等方式加快同质化进程。
自始至终，前苏联对于民族问题是相当重视和敏感的，但是采取的手段值得商榷。
在同质化进程中，以俄罗斯民族主导的前苏联政府没有做好自我约束。俄罗斯民族在同质化过程中，没有充分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过于急功近利，结果适得其反，最终收获的只能是其他民族的反感和恐惧，而非尊重。
比如：在语言政策上，前苏联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俄语。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定国语独尊的地位。
毫无疑问，前苏联的优势语言就是俄语。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俄语这一过程必须是基于各民族的自愿原则或者采取激励政策进行诱导，而非硬性规定。
前苏联的强制推行俄语违背了其他民众的意愿，反而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纷纷抗议。
计划经济体制除了可以通过作用于绩效来间接影响认同，还可能对煽动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
计划经济归根结底是“短缺经济”，群体面临着如何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计划经济造就了地方对中央的绝对依赖，却也使得地方之间各自为政，相互依赖程度不深。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族群就像亲属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式的网络一样，原本就具有比较高的凝聚能力。“在分配有限资源的时候，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具有优先权，而”外人“则受到歧视。“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差异在现实和认知中都日益凸显。
原本前苏联还可以通过塑造领袖人物的神话和崇拜，以此获得民众的认同与忠诚。但为什么斯大林之后的前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获得斯大林生前那样的权威?
首先，对斯大林的盖棺论定使得其继任者不敢大规模进行造神运动。其次，民众已经对领袖崇拜具有”免疫力”，即使领导者选择造神，所起的效果也一般。再次，继任者由于资质平庸以及政绩上乏善可陈，无太大的魅力可言。
前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使政坛暮气沉沉，唯一例外的安德罗波夫（克格勃首脑）执政时间也不长。故魅力型统治在前苏联也行不通。
四、中国大陆。
前苏联对于中国大陆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21世纪初，中国大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面临着诸多内忧外患。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乃至于政治精英纷纷移民海外，说明即便是精英阶层对本国的未来预期也并不乐观。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仍无法称得上是民主国家。治国理念虽然是民主集中制，但事实上，”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修饰而已（例如：申纪兰这类只会举手赞同，完全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政治僵尸”居然可以连任数届人大代表）。
在中国大陆政治系统中，民众对于政策的反馈往往由于触动地方利益而无法有效地传达到中央的政策制定者，或者即使能够传达，政策制定者因为自身利益等原因，也可以选择无视而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21世纪初，这种政治系统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上访。
当民众无法在地方政府层面解决问题时，他们诉诸的手段不是正大光明的法律手段，而是向更高一级直至中央“击鼓鸣冤“（或者诉诸于外国媒体和人权机构，但那很有可能触发中国政府“主权至上”的敏感神经，事态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转变为”敌我矛盾”问题。例如：在联合国门口抗议强拆）。
即便如此，正义往往依然可能得不到伸张，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其公共权力以”维稳“的名义截留上访者。一旦此种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民众最终不得不用极端手段宣泄不满，群体性冲击政府部门的事件层出不穷就是现实的例子。
如果这种政治系统持续运行，必然导致合法性的流失。当大部分成员不再支持该政治系统时，就非常容易发生自下而上的改革甚至是暴乱。
在宣传上，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官方认为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归根结底就是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但忽略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
马斯洛的人格自我实现论中归纳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基本可以满足民众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但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民众渴求的更多的是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但贪污腐化等一系列的顽疾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民主进程的停滞也使得人民的尊严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21世纪初中国大陆政权的合法性只能寄希望于绩效。这就不难解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为什么单纯以“GDP”为准，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GDP的高增长，经济的长期走势必定是高低起伏。在经济低谷时，政权的合法性总会因为经济的衰退而消退。而如何避免此种情形，则是政府最为关心的事项（没有之一）。
[ 本帖最后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6-4-20 10:0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