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的驱动力
2003年孙志刚事件，因涉事警员被处理，广东警队一度变相罢工，折射警界抱团意识之强。这也是2016年雷洋事件案发后，警界新媒体一边倒地为涉事警员“洗地”的原因。
雷洋事件被卷入的不是寻常警队，而是北京警队，局势之严峻，不难想象。高层不敢小觑，不惜拿政治纪律做杀手锏，严控警界新媒体，防止反弹。但即便如此，涉事警员所属的海淀警方仍一度以官方微博曲笔表达其不平之鸣，可见“警愤”之暗潮汹涌。
雷洋事件极其恶劣，激怒中国大陆的整个主流社会，不分体制内外，人神共愤，同声讨伐，不处理不能平民愤。但问题是：不得不处理，却不可避免地要激起“警愤”，尤其皇城根下的北京警队之愤。左右都是难题，左右都是险境。
就局势来看，在现代的社会里，执政党宁愿冒犯“警愤”也不能冒犯民愤。这不奇怪，没有哪个政权敢跟整个的主流社会对抗。而有6月1日，北京检方宣布对雷洋案五名涉事警员立案侦查，这显然出自高层的铁腕推动。
在民愤跟警愤的较量中，民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这不值得欢呼，因为这是危险的胜利。它只靠高层铁腕，即高层的政治决定。必须等到民愤翻江倒海，局势到了危急时刻，政治决定才能启动，民愤才暂时压倒警愤。这整个过程中，看不到作为第三方的司法系统主动介入，看不到法治力量的主动介入。
雷洋案的直接驱动力是政治,整个过程都是政治过程而不是法治过程，法治始终沉睡，这才是最大危险所在。
任何国家都有社会和政治冲突，区别只在于应对机制。在正常国家，一旦爆发社会和政治冲突，程序化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会自动启动，保证公平公正地处理。第三方权威机制在正常国家早就是惯例，虽然至为重要，却不是孤立的存在。
由上述案例可见：所谓第三方，所谓法治，莫不牢牢镶嵌于宪政机制之中，属于宪政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谓宪政，无非就是分权制衡。分权制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各分支的独立，从而保证了它们的公共性和权威性。有这样的公共权威做仲裁，就既无惧于所谓民愤，也无惧于所谓警愤，问题大都可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大动乱。
但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如果没有宪政机制的背景，显然无从谈起。而如果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徒托空言，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它必须有的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政治就和权力就会统治一切。
权力的使用者是人，人总是偏私的，这是天性。没有强力制衡，权力滥用更属必然，以至权力本身往往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制造者，或沦为社会和政治冲突中的当事方。这种官民冲突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而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尤其普遍。
雷洋事件即属于典型的官民冲突。在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地方，类似冲突一旦发生，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
一种是如果当事一方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则纵然舆论喧嚣，最终仍会办成“铁案”，警方完胜。
另一种是警方运气不好，碰到的对手有身份，属于主流社会的一分子，这时情况就要起变化了。主流社会的集体愤怒会导致民愤井喷，同时警界也会被激发起来，同仇敌忾，形成两大对峙的集团。
因为不能诉诸公共程序，没有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仲裁，也就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民愤和“警愤”就会直接相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刺激事态不断升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震荡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直至最后一刻，终于惊动最高权力。最高权力面对无可挽回的民意而不得不妥协，铁腕弹压负有直接责任的基层警员，平息事态。但纵然事态侥幸平息，这时已经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方面最早的案例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广州市的孙志刚事件。
被警方强制收容的孙志刚如果是一个普通民工，大概会死无葬身之地。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他是一个大学生，这就激怒了整个主流社会。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由高层出面“摆平”：惩办了几个涉事警员，同时宣布废除早已人神共愤的收容遣送制度。
2016年的雷洋事件，其爆发机制与孙志刚事件如出一辙，足见十三年过去，中国大陆的法治还是毫无进步。
但雷洋事件与孙志刚事件相似的只是爆发机制，事态的后续发展，却未必能像当年孙志刚事件那么平顺。
原因很简单：2016年的警方早不是十三年前的警方。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十三年前没有2016年时这么强悍的维稳，执政党对维稳的依赖远不如2016年时这么大。这就注定了2016年时警方在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非十三年前可比。其次，北京警队在政治上的强势也非当年广东警队可比。
总之，这是一个惹不起的体系，即便最高权力也轻易冒犯不得。高层可以铁腕，却难以回避这铁腕给高层自身带来的风险，事实上，2016年中国大陆官媒披露的消息也印证了高层在铁腕推动的同时，确实特别审慎。比如：反复强调不能因雷洋个案而对整个警界负面评价，不能因雷洋个案牵涉警察体制，等等，显然都是安抚。足见高层如何小心翼翼地维护警界的自尊，防止其过度反弹。
这就是一元体制的困境：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仲裁，权力是唯一的仲裁者，一般官民冲突还可以应付，毕竟官官相护是千年常态，老百姓早已习惯，权力仲裁不会遭遇重大挑战。但是当雷洋这样的极端事件超出主流社会的容忍极限时，权力仲裁就不能不险状环生了：整个社会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但体制内同样众怒难犯，而执政党的权力基础主要就在体制内的暴力机关（例如：警察），如果对主流社会实质让步则必然遭遇体制内反弹，损害执政党在体制内的权力基础。这其实就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互相绑架。
绑架之下，彼此都对对方负有义务，下层对高层负有效忠的义务，高层对下层负有保护的义务。谁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谁都不能出卖谁。在这种反向制约之下，高层再怎么铁腕其选择空间其实也是不多的。纵然以法律之名，实质上也还是属于舆情应对，属于维稳策略，归根结底属于政治，跟法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也就难有公平公正，对社会难有说服力。
这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里，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规范，任何公共事件都可能变成“烈马”，给整个社会，直至给最高权力本身带去巨大风险。
正常国家的重大公共事件也是“烈马”（譬如：21世纪初时美国也会因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民众暴动），但最终不会引发社会的全面瘫痪，因为所有的“烈马”都会被套上缰绳，拽回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这缰绳就是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独立的司法以及全民监督的媒体舆论）。
但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恰恰相反，不仅所谓群体性事件高发，频率及烈度均举世罕见，更重要的分别在于，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最后都一定会变成脱缰的烈马，把整个社会直至最后把最高权力也带上过山车。
这就是雷洋事件后续处置最大的风险。
因为高层的铁腕，涉事警员被立案侦查，固然暂时平抑了民愤，局势暂时缓和下来，但实际上仍太多悬念，仍在莫测之中。因为一切是政治决定，而政治的社会信用有限，所以民愤并没有退场，只是留在原处观望。警愤也没有因为高层的强力管控退场，而是在积蓄之中。后续处置稍有闪失，都可能打破目前的相对均衡，整个社会乃至执政党，就又可能走一趟过山车。
要告别这样的危局，唯一的选择还是老生常谈的法治及一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这里的法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当下，一是长远。
就当下言，法治即意味着：法律程序一经启动，则必须完全独立运行，杜绝一切政治干预。即从政治过程转变为法律过程，求得法律上的最大透明，最大公正。这点坊间已经有很多人谈到，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对被立案侦查的五名涉事警员，也要充分维护其应有权利，尤其要充分尊重其辩护权。唯其如此，始能避免更大争议，在民愤和“警愤”之间求得均衡。
就长远言，本义的法治无疑依托于整个的宪政机制。离开宪政机制谈法治以及离开宪政机制谈第三方权威机制，都是缘木求鱼。而这恰恰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最深刻的分歧之一。
21世纪初时，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也不是不谈法治，相反，在法治议题上倒是特别高调，甚至雷洋案的高层推动似乎也有视之为法治契机的考量。但问题在于：执政党一方面谈法治，一方面却否定宪政，其所谓法治是跟宪政彻底切割的所谓法治，这显然脱离了法治的本义，使法治成为不可能。
如前所述，基于宪政的法治，基于分权制衡的法治以及一整套第三方权威机制，是社会和政治冲突最公平公正、最稳健最安全、也最低成本的应对机制。这应该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大需求，也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孙志刚事件没有成为这样的起点，才有了的雷洋案。如果雷洋案不能成为这样的起点，以后还会有更惨烈的悲剧重演。中国社会乃至执政党自身就还要不断被带上一趟又一趟凶险的过山车，在一趟又一趟过山车上大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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