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论错在哪？
2013年，《世界新闻报》评论部主编雷思海有这么一种观点，认定美国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大约于2016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将会出现一场类似于英国正式取代荷兰、美国正式取代英国之前所必会出现的大对决。只是这种对决更多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特别是金融上的对决。
有关美国的衰落论，事实上早已有之。
早在2005年，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和他的同胞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比伦特·格卡伊博士在其出版的新书中认为：
“与1947年相比，如今美国的经济地位正受到挑战，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大减少，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在相对弱化。而布什政府之所以会对9·11事件做出过度反应，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总体下降。美国之所以撇开联合国而悍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意图以战争的手段来捍卫它因为经济力下降而引发的国力衰退。”
“美国近年来不断使用武力的做法，不仅仅是为应对冷战后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所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是为了继续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这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能自动为美国提供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无法扭转美国经济衰落的趋势。”
事实上，唱衰美国的远不止来自英国的这两位博士。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教授JosefJoffe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发现“美国衰落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他甚至通过经济学里的经济周期理论发现这种观点还具有明显的波长规律。他说这一变化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具有显然的阶段性的，从时间上说周期大概为10年左右。
JosefJoffe经过研究还发现，“美国衰败论”一般可分为二类。
笫一类是“必然衰败论”（客观论）。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算是个中代表，他早于1988年以一本《大国兴衰》而享誉全球。
在《大国兴衰》这本书中，保罗.肯尼迪对当时的日本给予了无比乐观的预测：”日本将于2000年依靠其金融实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真正的中心。“
而到2009年保罗.肯尼迪又“旧调重提”：“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损失者就是‘山姆大叔’，全球全力格局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根本性裂变，开始从西方向亚洲转移。”
第二类可称为主观衰败论或幸灾乐祸论。
譬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就是代表人物。
马凯硕曾竞选过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可惜最后铩羽而归。传说原因是美国人在背后使绊子。
如果小道消息属实的话，这就让马凯硕与“山姆大叔”结了梁子。等他黯然的回到新加坡老家，越琢磨越不爽。遵从巴金先生的教诲，“与其不善于言，就只好用笔来战斗就愤然提笔”。于是，满腔悲愤化一本叫《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书。
马凯硕宣称：“美国不仅事实上已经失去全球带头大哥的地位，而且思想上还不愿意承认现实。”引用原话就是：“可悲的是，西方知识界依然沉迷于西方超级霸权的心态里面难以自拔。然而，西方之外的世界却高歌猛进。西方霸权的逐渐衰落大势所趋，无法逆转。”
其实在他们之前，就已有包括赫尔曼.卡恩、傅高义等在内的学者，纷纷预言美国必然会衰落，而日本将取其而代之。
约瑟夫·奈就是在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的时候，出版了他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这本书。在这本书里，约瑟夫·奈对当时的“美国衰落论”予以了严厉的批判。
约瑟夫·奈认为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据此而表示美国并非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最强，而是因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第三个侧面”才称雄世界。
约瑟夫·奈所指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他指出：“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内容决定了美国的强大，非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同样是美国强大的关键要素。”
约瑟夫·奈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
在一本由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费雷德·桑德曼主编的书里，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要多得多......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要多得多......实力可分为四种：意识形态上的实力、经济上的实力、军事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实力。”
丹尼斯·朗（DennisHWrong）在他的那本著名的《PowerPower》的书里也认为实力可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
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将国家权力要素归纳为十条：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
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则把实力笼统归结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该单位的资源泡括物力和人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
从上面对国家实力这一概念的各种定义中不难发现：在国家实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
莱因霍尔德·尼伯尔说得非常的透彻：“实力就是一种复合体，它说实力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不过是整个实力中的组成部分而已。”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很重视无形的实力的国家实力中的作用。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这样写的：“为防止对权力中心要素的误解，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我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超凡的魅力。”
摩根索特别强调外交质量、国民士气对国家实力的影响。
比如在谈到国家士气时，摩根索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
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实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
摩根索尤其对把国家实力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力量这一观念极度不感冒：“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实力贬低为物质力量的实际运用，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雷·克莱因的“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也还包括“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大精神要素。
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在与保罗·肯尼迪论战时也强调，美国的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
1987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列举的庞大的国家实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也就说，过去的理论家们，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实力实际上是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用奈的话来说就是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的。
但是后来不少人在分析国家实力的时候，通常就是依赖以下几个具体、有形的统计数据：人口、国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
如果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这些分析过分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实力，往往忽视了实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
简单固然是简单了，“唯物”固然是“唯物”了，但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略论》里所嘲笑的：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精神力量就是决定国家实力的唯一要素，也不是说非物质力量比较物质力量更具强大，而是强调国家实力不是片面的、单一维度的，它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这和莱因霍尔德·尼伯尔“国家实力是－种复合体，它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说的并不是认为美国永远不会衰退，因为未来准也无法准确预测。预言美国会衰落的人，他们的谬误不在于认为美国迟早会衰落，而在于他们所认定美国衰落的证据颇值得商榷。
无论是雷思海还是《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一书的作者，抑或是来自美国的保罗.肯尼迪教授，还有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他们的共同点是：以经济实力来作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就如约瑟夫.奈在1990年所指出的，这就是“美国衰落”论调的荒谬之处。
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固然是美国成为大国的关键，但它也就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已，另一个要素——软实力，同样不能不当回事。
历史有过证明，强大但过于单一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无法完全支撑一个国家成为领导世界的大国，苏联和日本就是个好“榜样”。
苏联和日本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耀眼的GDP、先进的军备和辽阔的国土并不完全等于国家的实力，更与国民个人的生活品质无关。
21世纪初，苹果电子产品之所以流行起来，并成为一段时间内使用频率极高的的流行词，并被加以不尽相同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身就是美国拥有的“软实力”的一个表现。美国人所创造的概念往往能够风行全世界，这也应该算作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
从这点而言，现在就谈“美国衰落论”显然有些言之过早。
21世纪初，美国近期在经济方面虽有波动，且这种波动还可谓巨大，实力难免受影响。但就凭壮汉生病就断定人家不行了，显然不太靠谱。事实上，谁还没个大病小疼？
21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排名第二的中国和排名第三的日本的总和还多（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半数属于美国，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的5倍，世界顶级品牌100强中的多数属于美国。
2009年上半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题为《衡量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提出应该将“软实力”作为评估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报告中分析家们认为，软实力是一个相当宽泛、而且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但报告还是给出了一个指标：衡量一国软实力的强弱只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可，这个问题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报告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人力的凝聚自古就是一国胜衰的重要指标。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秦国之所以能够取六国而代之，跟商鞅、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韩非们，争趋秦不无关系。而燕昭王之所以能将燕国再次中兴，跟乐毅、邹衍、剧辛们争趋燕国不无关系。
同样，美国真正能够取代英国，跟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冯·布劳恩、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人争趋美国不无关系。
截至2012年为止，美国依然是吸引外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美国共发出1130818张绿卡，比一些小国家的人口总数还要多。
此外，2012年全球160万海外留学生中，28%在美国，美国的很多成就正是得益于这些移民和学子。与此同时，美国仍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出口国。
另外，2012年美国人囊括了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在内的三大项诺贝尔奖，分别是：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大卫·维因兰德(DavidWineland)；化学奖：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勒夫科维兹(RobertJ.Lefkowitz)与布莱恩·K·卡比尔卡(BrianK.Kobilka)；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艾文·E·罗斯（AlvinE.Roth）和劳埃德·S·夏普利（LloydS.Shapley）。
种种的社会统计数据显示，以目前的美国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或许因为祸乱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而稍有影响，但还远不是某些人所宣传的已进入了崩溃通道。
尤其重要的是，依照美国利益要求所设计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特别美元本位制和美联储依然牢牢掌控着全球货币政策、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假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IMF、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想整点事，只要美国不发话，基本上都做不成（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和对事态的发展的影响）。
在21世纪初，思考中国未来走向和发展模式，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把这种思考建立在美国就要崩溃或者衰退的幻想上，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话。
对于中国而言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更为系统、深入的去研究支撑美国成就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不仅包括军事基础、经济基础等硬实力，还有制度、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确实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说话是有分量了，但仅仅是有分量而已，离说一不二还远着。
德国神学家，被称为德国教会良知的反纳粹宗教人士潘霍华（DietrichBonhoeffer1906-1945）说过，“人们在比较自己与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时，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
因此，对于“中国将从美国手里接掌世界领导权”之类的观点，向松祚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确实言之过早，我们不要被耸人听闻的言辞所忽悠而忘乎所以，我们需要正视自己潜在的巨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