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秀全到孙中山
去年的一个读书笔记，也发在这里，与诸位分享。以下是正文：
近日读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感触颇深。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大家相对熟悉，而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知道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最终结局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几次救国运动尝试为何失败，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又是怎样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有时候，失败的教训同样能给予我们深刻启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恰好在这些问题上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将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斗争和运动总结为三大先进社会思潮：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自由主义的维新变法思想、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具有革命反抗和封建落后的双重性。革命性不复赘述，其落后性一言以蔽之——太平天国赖于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仍然为小农经济传统生产方式，决定其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小农经济必然产生专制政体，拥护封建皇帝。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信奉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倒“旧皇帝”只是为了做“新皇帝”。
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官僚通过军事手段覆灭了太平天国，并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洋务主义。从曾国潘的“耕读为本”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伦理纲常理论体系。
改良派思想诞生于洋务运动之后。洋务运动一方面在客观经济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在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思想上产生震荡。洋务派的部分人员不再满足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追求“船坚炮利”，开始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提出国家保护商人以与外商抗争的经济政策。这些思想因为有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对完整的维新变法方案。
改良派维新变法思想从产生、发展到最终成熟，经历了在经济上提出发展工商业，到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再到文化思想上要求民权平等的完整过程，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即是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然而，改良派从来都没能形成思想理念相对一致的独立政治派系，只能算是一种松散的政治混合体。左翼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已经产生一整套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并开始向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方向发展，进步但却势单力薄。右翼如翁同龢、刘光第、陈宝箴父子等，大部分为中央和地方中上级开明官吏，只支持经济、内政、军事方面的温和改革，并不赞同民权平等思想，反对破坏封建主义纲常秩序。改良派内部思想的脆弱涣散，是其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良派的第二个问题为“土地”。改良派的左翼和右翼在具体变法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但在对待土地的问题上都主张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问题不解决，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便没有落脚点，如同空中楼阁，一推便倒。对上依附封建地主官僚，对下没有坚实的底层根基，变法运动的失败结局已然注定。
革命民主主义兴起于变法维新运动高潮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反满反帝的旗帜（反满反帝也是革命运动的主要起因），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作为革命派的思想纲领，在理论源泉上，均可追溯至前文所述的太平天国和维新变法两大思潮。
具体来说，民族主义的现实渊源即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满要求的承续和提高，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内容是追求经济上的富强独立，孙中山在《实业计划》提出通过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富强，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承接了改良派的要求和理想。
民权主义的实质是要求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走向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民主分权制，在具体手段上与改良派有所不同（改良和革命，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但目标是相近似的，改良不得而求革命，同样是理论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生主义包含“土地”和“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是对太平天国“均田地”的继承和发展，并进一步提出实现的具体办法为“定地价“和“土地国有”。而在资本的问题上，则是对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扬弃，提出要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弊端。
武昌起义后，数月内全国各省“传檄而定”，纷纷建立革命政府，随后清廷溥仪宣布退位，满清政权正式结束。辛亥革命的胜利似乎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革命派最初的旗号来看，反满已经成功，但反帝却是遥遥无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迅速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曾经的封建官僚们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统治者。“辛亥革命”胜利了，“革命”却悲惨地失败了。
现实层面，失败是因为革命派没能建立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队伍，没能完全独立掌握强大的军队，没能发动最广大民众的支持。思想层面，革命派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的理念，更多是基于中国贫穷、落后、受压迫的现实，希望借用西方先进的理念，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爱国和救亡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历次斗争和运动的首要主题，中国革命尤其如此。而这显然跟西方强调的个人“自由、平等、独立、人权”有很大区别。换言之，西方从个人主义出发所建立起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理念，并未真正在近代中国生根。
革命派从失败的教训中认清了前者，故而孙中山选择“以俄为师”，改组政党、组建军队，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却忽略了后者，没能充分认识思想理论的局限性，后期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到一起，一起扼杀中国革命，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现实和思想互为表里，共同支撑中国革命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组织、组建自己掌握的军队、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上述三个现实条件的实现需要科学的思想理论引领，否则只能沦为旧式军阀；而科学的思想理论必须适应革命斗争的现实，必须有先进生产方式为基础，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否则就如镜花水月，无法指导实践。
李泽厚最后总结到，三种不同的社会进步思潮，在与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的相互纠缠和斗争过程中，“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
科学理论是什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 本帖最后由 huahua 于 2022-5-17 11:2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