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者早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顾炳成在《我在郭老身边的日子》里面写道:“郭老在这段时间(爱鸟按:1962~1966),每天钻在文献里面,经常在书房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于大姐(爱鸟按:郭夫人于氏)关照我们几个秘书要劝劝他。一次,我和廷芳(爱鸟按:郭另一个秘书王廷芳)在花园边闲聊,于大姐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也不劝劝他,整天在书房里蹲着怎么回事,到底什么事情这么紧’。
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只得安慰几句。事后,廷芳说:‘郭老的口风真紧’。”
近些年,建国后的秘密工程逐渐揭秘,但是郭沫若在这五年到底从事什么工作,至今还没有官方回应。国家文史馆前馆长,郭沫若研究会主席莫徐友在传记文学《郭沫若》序前提到:“他的一生,忍辱负重,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工作,却被人误解。这是一个悲哀。也许多年以后,人们才能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