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多难兴邦
“多难兴邦”之说最早可溯至《左传•昭公四年》晋平公与司马侯的对话。那是春秋时期，鲁昭公即位第四年，楚灵王欲效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之举，请天下诸侯到楚地会盟。
收到邀请的晋平公就此与司马侯争论，他说晋国有三点优势可以免于危险：“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司马侯则答：“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在此，“或多难以固其国”与“或无难以丧其国”对应，只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事实，只是一种偶然，而非一种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21世纪初已过2500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或多难以固其国”渐渐简化为“多难兴国”、“多难兴邦”，但其内涵却日趋丰富：有时是一种假设，与“殷忧启圣”联用，以唤醒国人的危机和忧患意识；有时则是一种激励，“多难”正在发生，希望国人不避水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兴邦立国；有时却沦为一种欺骗，以未来的“兴邦”为眼前的“多难”辩护，说服人接受“多难”的残酷现实，不仅以“多难”为必要，还以为合理，不仅以受难为合理，还以为荣耀。
由此三种情形，可见“多难兴邦”的内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难既可兴邦，却也未必能兴邦，苦难多到一定地步则可能导致丧邦。
其实许多约定俗成的汉语皆是如此症候。如：“清谈误国”。结合历史可知，清谈者的力量欲缚鸡而不得，谈何误国？“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误国者往往另有其人，却惯于把罪责推到清谈的知识人头上。
对这些词语，若不加辨析而纳入口中，不仅有碍表达和思想，长此以往，还将使汉语被败坏，患上各种病。
再说“多难兴邦”，它的问题仅仅出在内部吗？
一个说法能够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会与文化基础，“多难兴邦”风靡的背后则关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苦难在中国俨然形成了一种美学和哲学。从上古开始，中国人便被教诲：“要成功，必吃苦”。
孟子那段话简直家传人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司马迁《报任安书》则一一举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还有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像这样热衷于教育人们吃苦，极力发掘苦难的价值？以至生出了一种对苦难的痴迷与膜拜。苦难被道德化，承受苦难被赋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和逃避苦难反遭鄙弃。
人性本身不是趋苦避乐而是趋乐避苦，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贪生怕死。固然可以视前者为美德，却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谓人类的本分。当本分被毁弃，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苦难美学与哲学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拔高实质上则是拔苗助长。要求人人皆为英雄圣贤，敢于和甘于吃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坠入深渊。
对此，狄马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荒谬的苦难哲学》）
在吃苦与享乐之间，你选择吃苦，也许还能谓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个选项，甚至你连选择权都没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为则与德行无关，强迫你吃苦的人或权力显然违反了道德原则，也许它们便是苦难的源头。
这里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种自由选择，便无关道德，不该受到赞扬。谈论苦难不能遗忘了人性与自由这两个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难绝不是越多越好，“多难兴邦”的前提大成问题。尽管要生于忧患，尽管要居安思危，尽管要昼警夕惕，然而没有哪个国家和个人真正希望“多难”。要是你祝福一个人或国家“多难”，不是被怀疑居心叵测就是被当成神经病。倘将苦难分作天灾与人祸，天灾无可阻止，人祸自然能避则避，越少越好。
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一个错误：违背常理和人性。
多难兴邦其实只是小概率事件。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万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写出了《周易》，千万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则在苦难之中沉沦、死亡、湮没无闻。
换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还有多少人情愿受难？此中概率不难测算。反观史册，多难之于国家，兴者少，亡者多。
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二个错误：违背历史。
就苦难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能否兴邦并不取决于苦难的多寡，而取决于国家对待苦难的态度：正视还是遮蔽，迎战还是逃避，铭记还是淡忘，反思还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灾难也许无法伤害一个国家，一百次灾难却足以摧毁一个国家，“多难丧邦”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多难兴邦”。
对“多难兴邦”的大肆宣讲并非对待苦难的正确态度，因其重心在于“兴邦”，而非“多难”。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论：结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对原因的反思。一旦“兴邦”，谁还会去在乎“多难”？当“多难”的意义被放大，谁还会去追究它的成因？
由此可能出现了一种可怕地情形：“多难兴邦”的宣讲者恰是“多难”的制造者，拼命宣讲“多难兴邦”是为了让人忍受“多难”的现实，漠视“多难”的根源，殊不知此举本身便是一种灾难。
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三个错误，可谓最根本的错误：违背自我。
[ 本帖最后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5-10-27 15:0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