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荣膺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殊荣的钱学森，曾为中美两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都作出过重大贡献。1950年代经过几番波折回国后，在中国的火箭和导弹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作出了跨越式的贡献。中国科协将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毛主席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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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一家人在回国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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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11月1日报道 36岁时钱学森便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其间，他曾随美国空军顾问团去考察纳粹德国的导弹技术，被美国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

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世界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 的新中国。

当年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周总理亲自进行了批示。

1955年8月1 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1955年初秋的一天，侨居美国的著名工程物理学家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从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中国。抵达香港后，他们受到来自祖国的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随即搭乘火车转往内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为了实现回国的愿望，这位世界闻名的导弹专家曾经历了5年多的磨难。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方面多次邀请钱学森赴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美方甚至表示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 “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但都被钱学森拒绝。

钱学森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

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在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谈判前，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请示毛主席。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多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 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

钱学森曾获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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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和夫人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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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3月26日电 近日，凤凰卫视等10余家华人媒体机构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各项大奖逐渐揭晓，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的获得者，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

据悉，在2009年3月28日晚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现场，钱老的夫人、著名声乐教育家蒋英女士将亲临现场，代表钱学森先生领取此项大奖，并转达钱老对于获得此项殊荣的真切感想。届时，凤凰卫视及凤凰网将向全球进行卫星和网络直播。

已近98岁高龄的钱学森学森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中华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荣誉称号。钱学森先生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钱老仍然关心国家建设，关注科技发展，为经济、科技、国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钱老在科学研究领域，始终高瞻远瞩，视野广阔。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从最初技术科学概念的提出，再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建立。他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只是自然科学技术的那些东西了，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学科的区别，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他还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有大作为，成大气候，应该有意识地学会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知识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钱老一生默默治学，成就无数，荣誉如海。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钱学森先生荣获此项“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钱学森弟子追忆恩师:为国奉献不讲条件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忆说，因为当时天气炎热、温度很高，燃料相对剩余，干脆把多的卸出来，这样火箭就可以轻装上阵。“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卸出来一部分呢？”

“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

钱学森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说。

媒体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

“向我学习，我不敢当”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告诉记者，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bq159     钱老一路走好……

sungeun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
中国以后还有这样的人吗！？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其实，正如文中所言，钱学森是搞理论的，不是搞技术的。
中国的火箭真正研究者是郭永怀，郭是钱的师弟，钱对郭也是很敬重，郭悄悄回国，正是吸取了钱学森归国时的坎坷教训。郭后来坠机而亡，真是可惜。在人民日报后来嘉奖两弹一星的功臣中，有郭的名字。
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具体研究者是邓稼先，邓被称为“两弹元勋”，邓是杨振宁的同学。杨曾来邓家坐客，邓对杨守口如瓶，邓事后对妻子说：杨这个太聪明，我只要说一点，他就能猜出全部。

但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火箭还是两弹，都离下开钱系统工程的理论指导。
钱之常识，钱之爱国心，钱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现在人也惊呼：海归何止千万人，为何没有钱学森？

逍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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