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会讲道理开始
1986年时，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亚洲大专辩论赛，这让当时的民众见识到一种“在电视上吵架”的活动，而在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复旦大学的夺冠更是掀起一阵辩论热潮。
但从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特别是网上舆论来看，辩论活动获得的美誉度远没有关注度高。辩论活动似乎在民众眼中更像是一种小儿科的抬杠和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
曾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辩手，回学校后因受到各种的压力表示以后再也不辩论了。这样的苦恼，表面上是辩论赛的问题，实际上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甚至就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一个人的双脚被束缚的太久，即使松绑以后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走路的感觉。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不同的声音总被认识是可怕的，中国人从小生活中就有太多不容置疑的权威和预先设定且不容争议的结论。
所有的这一切折射到辩论赛中，便是对真问题的回避。没有真问题便不会有真思考，辩论赛失去了思维碰撞的灵魂而退化为浮华的电视秀。
早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其他国家地区的代表队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比较老实”，有问必答，而中国大陆的代表队有一句套话就是“对方同学问我们......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
这样的套话让人看到的不是对质疑的真诚回应，而是充斥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注定要用它去追求光明”之类可以用在几乎任何场合的诗歌背诵表演和掉书袋。
中国大陆的辩论赛往往由一些擅长朗诵和背诵的人占据，他们负责把集众多队友教练之功的辩词在现场表演就可以了，辩论成为清谈和闲聊。这样的辩论赛，调动的是辩手的口腔肌肉而不是头脑，除了一开始能给公众带来一点新鲜感，看多了不厌倦才怪。从这样的辩论赛中走出了很多精美的男女花瓶，他们的去处都不错，不少人被陈列在各大电视台的银屏里，忠实的继续愉悦大众，这样也足以让很多人羡慕。
但一颗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有时会开出不同的花朵结出不同的果实。
辩论赛在美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如果看一看那里的大学生都在辩论些什么，简直要让人瞠目结舌。
以美国全国校际辩论（CEDA）为例，其中涉及都是以下类型的题目：
1971—1972：美国是否应该全部撤出驻扎在西半球以外的军事基地的所有地面作战部队？
1984－1985：美国进行总统大选的方式是否有害于民主？
1987－1988：美国司法系统是否过分强调出版自由？
1988－1989：总统大选中第三大政党的假如是否有理于政治进程？
1992－1993：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履行是否比保护国家主权更加重要？
这些都是典型的“肉食者谋之”的事情，轮的着平头百姓来操心？何况还这么大精力组织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们懂什么？
而美国辩论研究会（AFA）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通过公开演讲、讨论和辩论等活动，对公共事务自由交换看法和客观评价各种思想，是维持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辩论活动为公民有效地参与到一个民主社会中去做准备。宪法规定言论自由，而议会、法庭和大多数私人组织都把辩论作为行动工具。因为辩论在各级决策机构中广泛应用，所以公民如果没有辩论知识，合理有效地使用言论自由权，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公民权力便仅仅停留在纸上”。
在美国辩论研究会（AFA）的宗旨中有这样的内容：“辩论活动应该为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创造机会。辩论活动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促进逻辑推理的应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得到的证据。辩论活动应该训练学生清楚有力地选择、安排和组织资料的能力。辩论活动应该训练学生真诚和具有说服力地把这些资料呈献给观众。历史的教训是：不运用或不充分运用的自由权利不久就会丧失。受过辩论训练，善于且勇于表达的公民才有希望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一个民主社会中去。”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些持“时间就是金钱”观念的人，可能从谈恋爱到上床恨不得只用五分钟，但用在辩论上的时间却毫不吝惜。打官司要辩论、议会开会要辩论、连选总统这种正经大事都要辩论。
以美国为例。
1959年的总统选举日（11月3日），一些从事演说教学的教授开始组建"总统竞选辩论委员会"，号召总统候选人以1858年传统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形式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响应，不久出现了一批支持这一主张的社论、专栏和文章，随后电视网也表示他们愿意合作。
1960年9月26日，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和副总统里查德M·尼克松进行了第一次总统竞选辩论。在竟选期间他们共进行了四次辩论，《纽约时报》称这几次辩论为选举中"真正决定性因素"。
当公众期待着总统公开辩论，便没有哪一个候选人能够拒绝参加。
198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卡特总统自持身份拒绝与里根及第三党候选人约翰·安德森进行一场三方辩论，结果，卡特因"没有风度"而失了分。在后来的竟选中，卡特不得不极不情愿地答应与里根进行一场辩论。大选之后，里根和卡特的支持者及许多独立的评论员都称那次辩论为选举中的"转折点"和导致里根以绝对多数获胜的重要因素。
之后，“辩论”这一活动逐渐成为了一项传统。
1988年，共和党候选人副总统乔治·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90分种的电视竞选辩论中，双方必须按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事先不知道的任何问题。
CNN的节目主持人伯纳德·肖要求双方在两分钟限定时间内回答超过时间就要被打断的前两个问题是这样的：“州长，如果基蒂·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夫人）遭到了强奸和杀害，您是否赞成坚决判处杀人犯以死刑？”
问布什的则是“现在我引用宪法第二十次修正案第三款："如果在规定的总统任期开始之际，当选总统故去，当选的副总统将成为总统"意思是说如果你当选总统而在就职日前故去，自动地，丹·奎尔会理当成为美国的第41届总统。你对那种可能性有什么可讲的吗？”
这次电视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因为回答的都是冷冰冰的套话而在选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1992年，当时在任的总统老布什在第一场辩论中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的伤疤，指责当年他在英国组织反对越战示威的行为，说克林顿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反对自己的国家，并且称这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而是人品和判断能力的问题。
克林顿回应道：“当麦卡锡在国内到处攻击人们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他是错的。当时一位来自康涅迪格州、名叫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参议员，也就是你的父亲，挺身而出和麦卡锡做斗争。你父亲和麦卡锡斗争是对的。而你对我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出的批评则是错的。我虽然反对越战，但我却热爱自己的祖国。”
克林顿冷静而又智慧的回应一举赢得了选民的理解和尊重，并令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而踌躇满志的老布什黯然失色。
此后，总统竞选辩论已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一幕。在全国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展现自己对公共政策和美国价值观的理解，总统候选人不仅思考和表达能力甚至风度人格都在质疑与挑战中经受公众的检验和评价。
公开辩论为公众营造多向思维的环境，做出成熟的判断：一个领袖要让公众走向他所指引的方向，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平台，按照权术的逻辑，林肯这样无凭无恃的穷律师不可能成为合众国的总统。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走向文明是从学会讲道理开始的。当一个家长开始和自己的孩子讲道理时这是一个文明的家庭。当一个政府开始和老百姓讲道理时这是一个文明的政府。而当一个社会从每一个细胞里都崇拜权力的时候，它根源出于对权力的恐惧。
在一个用拳头和枪杆子来制定规则的社会里，暴力逻辑以外的一切都是“空谈”，无论圣雄.甘地还是马丁.路德都会显得象一个喋喋不休的迂腐白痴，马踏河山的铁血枭雄才是真正的智者。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不仅辩论赛，所有和讲道理有关的行为都往往被会视为书生气和迂腐。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有这样一则令人刺目且酸心的报道：孙志刚的父亲对记者痛心地说，他后悔让孙志刚上大学：“他要是少念些书，就少明白些事理，也就不会硬要讲道理而跟人顶嘴，更不会死了”。
像孙志刚父亲这样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在生存经验中往往不相信讲道理会有好处，但给逼急了还是会去找领导“评理，讨个说法”。
为什么要找领导“评理，讨个说法”？
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理”不是讲出来的，而掌握在权威手里。秀才遇见兵，并非有理说不清，而是有枪杆子在手的常常可以不讲理，没有权力的讲再多的道理也没用，甚至会惹来麻烦。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富有生存智慧的中国人讲道理的能力一代一代地逐渐退化，甚至爱讲道理的习惯都被视为“祸从口出”的缺点而从小加以纠正。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显著的转变，一种开放的观点市场正在形成中，众多有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的意见领袖们，把各种议程带入公众视野，帮助公众全面的认知问题，并在政府决策和广大公众意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发挥媒介作用。从电信改革到三峡工程，从9.11事件到磁悬浮技术采购，中国老百姓又开始找到了谈论国事的热情。
但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发现：往往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知识阶层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文化人，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讲道理的习惯：意见相左的双方常互斥对方“小人”、“伪君子”、“卖国贼”，理不直而气壮的言论比比皆是。
在这个角度上，就不难理解为何系统的辩论训练在教育领域是如此的重要。套用一句话就是：“讲道理要从娃娃抓起”。
一位美国Irvine Valley College口语传播学系的系主任Gary Rybold教授，这位老先生是位辩论迷，他指导的队伍曾数次获得美国大学生辩论联赛的冠军。Gary Rybold有两件事很不理解：一是中国的大学生辩论赛为什么都是由电视台发起的？二是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参加辩论为什么都要由学校来出面组织？
Gary Rybold说美国有多的数不清的大学生辩论赛事，都是由各高校自发组织的，只要凑上几家愿意缴纳会费，就可以拉一杆大旗，组织上一个辩论联合会，全国搞巡回赛，各家轮流坐庄，大多数都没有电视转播，主要重在参与。而且美国年轻人参与辩论，非但不需要学校下力气组织，而且需要自己承担颇高的训练费和聘请指导老师的费用。就是这样学生们仍然十分踊跃参加，系统的培训从小学、中学就开始了。
如果说现代的辩论比赛的有什么益处，最重要的不是眼前被发现的它能给学校和个人扬名，而在于它深层的文化意义。
现代的辩论比赛从根本出发点上不同于中国文革中的大辩论：它尊重程序和规则，不论是什么不同的意见，任何一方都有同样的话语权，有相同的发言时间。不能以政治权威压人，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胜负不在谁拳头大、嗓门高，能压服对手，或者用骂街的语言让对手落荒而逃，而在于谁能打动听众。在针锋相对的辩论场上每一位辩手面带微笑，不仅为对方精彩的陈词鼓掌而且言必称“对方辩友”和“请问”，礼貌坦对质疑挑战。
最让人难忘的是：比赛结束时，失利的辩手常会主动上前，真诚祝贺对手的胜利。这种尊重对手、尊重异见的风度就算作为一种姿态也足以打动旁人，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历来缺少和漠视的。
经过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文革的人可能还会把现代的辩论比赛和文革的大辩论联系到一起，从而产生恐惧的联想。其实，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文革的大辩论不是错在讲道理，而是错在蛮不讲理。当有一天真正“摆事实，讲道理”成为社会解决不同观点和矛盾的途径，这才将是一个真正民主和文明的国家。
有人说，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只要看它对待辩论的态度就可以了，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接受过民主意识的浸染熏陶只要看他们在辩论时的风度就可以了。从这个角度讲，现代的辩论比赛对于塑造将要投身社会实践的青年群体独立思考和宽容精神的意义非小。
在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希腊，传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两位老兄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还有苏格拉底，他的弟子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与人争辩的业绩。
恰是这种对讲道理的执著甚至吃饱了撑着的痴狂，哺育了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和宽容平等的民主意识。
在中国大陆，各高校的辩论会被看重，更多的是因为到如果取得好名次，可以产生招生宣传的效果。辩论被赋予了太多功利的考量，一些高校决策依据是“能否取得前X名”。如果留心就会发现，有一些著名高校（比如，清华、北大）从不参加公开的高校辩论赛，原因很简单：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输了害怕有损学校荣誉。
所以在中国大陆，无论是辩论还是整个社会对待辩论的态度都需要和时代共同进步，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