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虫狙击手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有统计也表明：越勤劳，人均GDP反而越低。为什么？

因为：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因而更勤奋地工作却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和秩序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

但这种“丛林规则”和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却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但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却又让人有疑问：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

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一、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

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

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和发展兴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但大家也都没办法。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

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

“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是制度经济学的两个中心命题，也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二、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20世纪中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期的事情。

可以上的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大陆的经济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

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大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经历。20世纪的中国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

假如A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如果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

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

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

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

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制度缺陷的其中一种。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等等。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

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

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以2002年为时点对比，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需时121天，中国大陆则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和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

为什么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为什么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中国大陆的人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后，如果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

这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SDCC

[15]  直接拉到最后就是答案了。

neby

定体问 我陷思

[48] 重要的是人多,记得有位领导说过,你不做,外面大把人争着来做,我操,以后都不敢提提工资了

果条粉肠

[104]

引用:

原帖由 neby 于 2014-7-21 14:38 发表
定体问 我陷思

哈哈哈·我也陷一个··

村子里王富贵的爷爷早年当响马，抢了不少浮财，买房买地，城里还有两间当铺，王富贵这个败家子天天吃喝嫖赌不劳动，他们家谷子都堆的烂掉了···

村后的王二狗家，祖上是逃荒来的，一家人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到了他这一辈终于能吃上饱饭了，但想吃肉只有等过年。

这说明，勤劳绝壁不是致富的途径，也说明，王二狗家的体制绝壁有问题····

经济学理论往往是这个样子，在实验室环境下确实是能完美解释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经济现象。但也就仅此而已。

想想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是如何产生的吧

还不是因为之前完美的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滞涨”和循环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而由完全的市场化开始逐步正视政府的作用，由强调看不见的手折中为两手抓么。

经济学，其本质是演绎和归纳，经验以及社会的变化对其基本理论有这重大的影响。千万别把它的相关理论当做是物理学的C一样不可超越。

更何况现在各种半瓶子醋的理论家和私货贩子有意无意的曲解~~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呵呵··
当年大学的时候看过茅于轼的《什么妨碍我们致富》，那叫一个人血沸腾啊·

总而言之，我他妈的穷全是社会欠我的~~

seaxin

原因太多了～……反正不是你说的那样。[32]

最讨厌这种《大话西游》里唐僧式的说教了：“only you...............”
又长又臭、令人昏昏入睡。

天空飘来六个字，都是体制的事

虫虫狙击手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20.146.x 于 2014-7-21 15:32 发表
经济学理论往往是这个样子，在实验室环境下确实是能完美解释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经济现象。但也就仅此而已。

想想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是如何产生的吧

还不是因为之前完美的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滞涨”和循环 ...

确实是，再完美的理论到了实际中也会遇上预料之外的情况而变味，所以经济学总是被怀疑是否是一门学科。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又解释不了，也无法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所以尽管理论多么不完美（事实上可能永远也不会完美），但经济学在实际中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楼上的帖子情绪化的多，可能想说又不会表达，其实总结就这么一条：不要什么都归罪于体制。没说错吧？那就麻烦看清楚内容再说，文章一开始就说明是以“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的，不说体制难道还说别的？

好的体制能使坏人不作恶（或者说限制其作恶），坏的体制能使好人变坏人。而且对于国家而言，体制因素造成的伤害是其他方面无论如何都不能比的。

例如：变态杀人狂能伤害多少人，一百个，有能杀上千人的吗？但如果体制出问题祸害的就是整个社会。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杀了多少黑人？纳粹德国杀了多少人（光犹太人就几千万）？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杀了多少人？中国大陆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又害了多少人？

同样的在经济领域，如果体制有问题或政策错了祸害的也是全国范围，所以分析问题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体制问题。

[ 本帖最后由 虫虫狙击手 于 2014-7-22 13: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