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虫狙击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新元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他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陈新元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18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15年，此间他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只有与维吾尔族人长期共事和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以下的内容是他本人的回忆：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本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

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

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

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

新疆的“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后文涉及的敏感人物用化名。

一、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A副政委，后是E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1969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A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是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

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E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20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

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三、“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

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三、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

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

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维吾尔人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所以，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

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只要不付诸行动没法判断。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四、“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五、慰问宗教人士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六、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

“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之后他们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

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