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二）
七、“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八、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九、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
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
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
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
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
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麽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十、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共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