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中国1927·谁主沉浮》（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年11月，叶曙明著）叙述了发生在1927年前后的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革命风暴。
一、斯大林的柠檬与孙文的稻草。
当时斯大林不想与蒋介石马上决裂，因为蒋介石还有利用价值，是一只“还没有完全拧干的柠檬”。斯大林自信地说：“对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在谈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清党政变时，仅仅在事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还在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称赞蒋介石虽然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却比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高明，他在事实上领导着中国的反帝战争。
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这只“柠檬”竟一鸣惊人，把“榨汁机”打得七零八落。
斯大林的《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发生在1927年4月6日的克里姆林宫,原话是这样的：“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与斯大林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右派人士当作可以挤碎扔掉的柠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文1923年1月26日与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之际，对于党内元老的坦诚表白：“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却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只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事实上，苏联方面送给孙文及其国民党的并不仅仅是救命稻草，伴随着苏联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及其“驻广东代表团”陆续调配到位的是巨量的现金和大批的军火。
正是依靠苏联方面源源不断的慷慨援助，一度陷入绝境的孙文把新一轮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轰轰烈烈。作为回报，孙文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采用苏联共产党的方法重新改造中国国民党，从而引出了书中重点讨论的“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二、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
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但在初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的中华民国，第一个采用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革命暴力来改变游戏规则的，正是此前主持制定“临时约法”的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暗杀。命案发生后，孙文不是在由他自己主持制订的宪政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反而利用这桩命案所提供的道德借口，把整个中华民国绑架在“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
继“二次革命”之后，持续不断地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几乎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主要内容。
胡汉民从1905年就追随孙文走南闯北，可算对孙文知根知底，他用了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归纳出孙文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粤语）形容敢于冒险，“大”即心头很高，“快”即斩钉截铁毫不犹豫。
孙文的“革命经验”用来造反颇奏奇效，但是用来建设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就完全行不通。
1923年9月20日香港《华字日报》的这样一段话：“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总统黎元洪），今日骂高凌蔚（财政总长），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哪里去了？”
当年中共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人写给孙文的一封批评信：“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孙文的亲密助手汪精卫于1924年的事实陈述也这么表述：“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1923年10月，鲍罗廷等人既给孙文送来了他所急需的现金军火，又附加了一整套以党治替代法治、以党统替代法统的革命理念。用鲍罗廷的话说说，他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最终把国民党“这具僵尸”改造成为“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革命政党。
用孙文的话说：“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效法俄人”的孙文，并不愿意接受被苏联方面悬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致力于用他自己发明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驯服民众，“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当时的国民党由宋教仁主持缔造的现代议会政党慢慢的转型为一个只允许主动而不允许反动、只允许革命而不允许反革命的苏联式的革命政党。
对于这种“革命政党”的神奇魅力，蒋介石感叹说：“自从共产党发明了左派、右派、新右派这些名词之后，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
另一个国民党人王季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中还有更加精彩的经典描述：“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王季文所说的一般党员，包括一度表现得极端左倾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
三、广东商民的惨重代价。
当时的广东商民为孙文领导的革命事业付出的惨重代价。
1922年6月16日，极力主张革命北伐的非常大总统孙文，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公开决裂。
6月21日，真正能够代表地方民意的广州市省议会、报业公会、各慈善机关、法团代表举行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孙文为粤人，且曾经担任大总统，应给予一个热烈的送行仪式；二、广东全省人民须发表宣言，支持全国统一；三、设法令两方军队在广州停火，如不从命，将指为公敌。明显丧失民意支持并且被隐约指认为人民公敌的孙文，只好于8月9日带着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人，乘坐英国炮舰前往上海。
1923年2月21日，孙文途经香港再一次回到广州，在取消非常大总统名义的同时恢复行使大元帅职权。在此之前，他以广东全省税收作抵押，向港商借债90多万元，用来收买来自云南、广西的客军联合讨伐陈炯明。陈则主动选择从广州退回东江老家。此后的广州城区，立即陷入赌禁大开、烟禁大开、当街杀人、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为筹措军费，孙文领导下的军政当局千方百计在商民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广州城区内保存完好的各种古代建筑文物，也成为贱价拍卖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商民只好到陈廉伯领导的广东商团那里寻求庇护。陈廉伯连同拥有地方武装的广东商团，因此被推到所谓“反革命”的最前沿。
1924年8月，广东商团在事先缴纳五万元购买合法护照的情况下，从香港订购一批枪械。8月9日，孙文突然下令海关加以截留，并交蒋介石运往黄埔军校，而商团方面一再组织罢市以示抗议。10月10日，广州部分民众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混乱中发生冲突。10月15日凌晨，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商业最为繁华的西关城区大肆焚烧掠夺，致使大小30多条街道被焚，1000多家商户被抢，2000多人死伤。
商团事件的爆发，为广东乃到全国更大规模也更加激烈的群众运动，进行了预演和铺垫。
商团事件爆发之前的9月10日，孙文在《告广东民众书》中实际上已经承认官逼民反的官方责任：“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尤然。”在写给蒋介石的私人信件中，孙文更加急切地表示说：“惟广东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出路。”
事后返回苏联的鲍罗廷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说：“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1924年10月，直系方面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收取奉系军阀张作霖的120万现银，在北京城内发动倒戈政变，一边软禁直系总统曹锟，一边邀请孙文共商国事。1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孙文启程北上，永远离开了他的广东故乡。
1925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去世。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较量，国民党内部最终胜出的是被斯大林当作“柠檬”加以利用的浙江人蒋介石，随着蒋介石等人领导的北伐战争逐步胜利，中国革命进入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