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1927年－），汉族，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

一、工作生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1966年，不堪折磨的他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大陆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

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二、追查病原与惊世发现。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耀洁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

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耀洁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

根据中国大陆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

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高耀洁回忆道：“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

此后，高耀洁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

她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

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瘟疫可能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蔓延了，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

高耀洁说：“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

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

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当时的农民卖血800毫升能赚80元人民币（约13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和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很多人为生活所迫来卖血。而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

如果卖血者有艾滋病病毒的话，这些病毒就会进入卖血者体内，然后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三、自费宣传与歧视误解。

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当时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

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

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上海六所，南京八所，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

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当时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

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

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

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

在几年时间里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

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四、照顾艾滋孤儿。

高耀洁担忧道：“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

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五、家庭摩擦。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

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

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

六、揭露黑幕与打击报复。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但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但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

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

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

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但地方政府官员面对这场危机时候，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

因中国大陆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高耀洁说：“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

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

21世纪初中国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不断攻击和报复。她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

很快她成了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丑闻，阻断财路。她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讲座无法进行，与记者见面更是难上加难，甚至被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

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

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六、荣誉奖章与流浪异国。

199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2001年，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

2002年，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

2003年，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

《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

2004年，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2004年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

被《南方人物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

《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

2007年，小行星38980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她才被允许访问美国。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

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当局却另出一招：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

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这批书被扣住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6月中旬，高耀洁回忆道：“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美国，2010年3月，她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

2013年11月，久违公众视野的高耀洁通过一位纽约留学生的访谈文章再次传播于互联网，一张她颤颤巍巍地写下的“苟活”的纸条再次让人回忆起这位曾经裹过小脚却勇敢非凡的“高医生”。

2013年11月9日，高耀洁在纽约寓所中见拜访者。85岁的她几乎双耳失聪，心脏病、血栓也折磨着她。高耀洁说：“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我终日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但这些东西最后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在意？”

除了写书，高耀洁现在爱种花。她觉得花不会拉帮结派，阳奉阴违。

2013年11月4日，高耀洁腿一软摔倒了，然后胳膊撞在了椅子上。这是10天内，身体第二次给他发出的强烈信号。她的双耳已几乎失去了听力，接电话有困难，有时也听不见敲门。

“真的没有力气了，弄不动了。”高耀洁在一张纸条上歪歪曲曲地写道。赴美四年，心脏病、胃病、血栓等疾病逐渐吞噬着这位中国民间防艾明星和斗士。

高耀洁现在住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哈莱姆区，这里被形容为“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高耀洁的寓所却毫不设防，推开象征性亮着电子锁灯的闸门，直通八楼走廊尽头，就到了。

一房一厅里除了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材料，就剩下一个听力困难脚步蹒跚的中国老人。最为主人珍视的是书架上小山般的书稿，她为之奋斗了4年。

高耀洁说。2009年以来，她已经出版了《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我的防艾路》和《疫症病案一百例》。但在很多地方，它们均有不同程度的出版困难。

但爱美国，找上门的时常不是虔诚的听众，更多的是各怀心思的人。她朋友杜聪说，在美国有些人想借用高耀洁的名声筹钱，“如果她答应的话，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在文章《我的风烛残年》里，高耀洁写道：“我要保住晚节，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我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各怀心思的陌生人的滋扰逐渐影响了她正常工作和生活，高耀洁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除了看病极少出门。对于陌生人的电话她不接，电邮也不回。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秘书问她有什么要帮助，都被老人倔强地回绝了。“我都说‘我很好’，不愿意给谁添麻烦。”高耀洁说。

过度的工作已经透支了高耀洁本已无几的健康。她时常发软摔倒，最严重的一次晕倒摔伤是2012年6月，去医院缝了三针。这样意识消失性的昏倒，是高耀洁来美国后才出现的，且越来越频繁。

虽然亲人不在身边，高耀洁身边却常常有留学生的照顾。他们在微信上建了一个“Weekly visit Gao（每周拜访高奶奶）”的群，他们帮高耀洁把书稿打到电脑上，也陪她聊天。房间里常常都是高耀洁一个人的声音，响亮，饱满。结果，后来很多学生都有了河南口音。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高耀洁日复一日伏案在家，改改写写，连已经出版的书上都能看到她再次阅读之后用红笔修改的痕迹。她立好的遗嘱被随意塞在一堆资料中，遗愿是要把骨灰带回国，洒在黄河激流处，免得别人再用她的名字骗人......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只是一块黑石头。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bq155 现实生活中，正在上班的人，正在混饭吃的人。。。。。。大多数时候，都不愿不敢说出真相（特殊情况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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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女性

“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只是一块黑石头。”

看到这段，好感动。

neby

不转还是中国人bq174

seaxin

敬礼～bq136 一位平凡而高尚的战士～



人死了就会被成石头流星，不会在夜空中了～bq140，这样明亮却又不起眼的小星星又少一颗

[ 本帖最后由 seaxin 于 2013-11-20 10:55 编辑 ]

这才是真正的、满满的正能量。为什么要把有良心的人逼得无家可归？bq154

因该问是什么在迫害她，一个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伟大的bq159 bq132 人。

引用:

原帖由 Guest from 150.36.190.x 于 2013-11-20 14:44 发表
因该问是什么在迫害她，一个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伟大的bq159 bq132 人。

21世纪初中国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不断攻击和报复。她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

很快她成了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丑闻，阻断财路。她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讲座无法进行，与记者见面更是难上加难，甚至被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

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感动~中国的好人总是苦难多

现居纽约曼哈顿,能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