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意识形态的幻象，小议“左潮”的思维方式
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不少的说法不在于观点之正误，而在于话语和思维方式有问题。常见的如：“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和平演变”，等等。
当人们运用这套话语贴标签、下判断时，他们不是在辩理，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更不是探讨和解决社会问题，而只表示一种情绪，一种态度激烈却无法用科学理性标准检讨与验证的态度。这类话语关涉的不是道理之正误，而是没有意义（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正误之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此意识形态话语惯用一套毫无逻辑的“逻辑”。从形式逻辑看也许问题不大，但从语义逻辑看，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左潮”话语毫无逻辑可言，因为它的推论方式是一套模糊和跳跃式的独断论，将并无因果必然联系的内容生硬地拼接起来。
例如：宪政=西方=资本主义=美帝=汉奸=邪恶；鼓吹宪政=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
众所周知，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推翻”、颠覆、改变、取消”之类的定性，绝对是令人恐怖的帽子，扣谁头上谁就死定了。这就说明：上述“逻辑”目的不是辩理，而是通过绑架权力证明“我在替权势说话，而你们与权势为敌”，压制论敌。
如果只是单纯的理论和探讨，需要讨论者用前途甚至生命来作为代价吗？
这种类型的推理逻辑，妙在无需顾及概念和命题的实际内容，也无需考量句子的语义逻辑，将具体内容抽象掉，只需空洞的形式就可以了。
易言之，它的形式的格是一定的，它要拒斥的对象则是可以任意置换的变量“x”。只需把x换成想批倒批臭的内容，按既有形式一套就行了。掌握了这个诀窍，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想灭的任何思想和论敌。
例如：x=西方=资本主义=美帝=汉奸=邪恶；鼓吹x=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故：鼓吹x者死。这里的“x”可以随意置换为不喜欢的任何内容：a、b、c、d、e、f、g......有了这一杀手锏，就可以套任何的东西。
例如：商品市场、商品经济、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公民权利，等等。其实，只要你高兴，这个“x”也可置换为牛仔裤、咖啡、麦当劳、迪斯科、动漫、互联网，等等。
在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模式里，说话者不必在意逻辑和道理，关键是要给对方扣上“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的帽子。
20世纪中国大陆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都记得他们曾经铺天盖地地运用过这种话语模式，只是不同时期“x”的具体内容不同。例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克己复礼、三项指示为纲、自由化”，等等。
20世纪的中国大陆，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一推理逻辑之下。与之相似的另一种逻辑就是把某种理论简化、抽象化和形式化，成为一种万能公式，去批，去立。
在一些人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一锅开水，可以用来煮饺子，饺子捞起来后又用来煮馄饨，馄饨捞起来后又可用来煮面条。同样几句话，可以用来批刘少奇，批完后又可用批林彪、邓小平、四人帮、胡赵，等等。
后来这套推理规则稍加改装，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得到普及和强化。政治理论课教科书建构了一套被视为标准答案的形式化话语，用其中的某个原理，可以批想批的任何“谬论”，也可以立任何的“真理”。
仅举一例。
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几句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发展，落后（反动）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存在发展。x是落后（反动）的社会意识，所以该反对x。或者y是先进的社会意识，所以该做y。”
一套变戏法式的思维规则，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地塑造中国大陆一代一代国民的思维方式。
其实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所使用的术语，或者含义混乱不清，或者实际上没有实际具体的对象，看似振振有词的说法，却与大众的实际生活无关，只能说它们是些“妄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科学的、以求真辩理和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话语，必须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的品质。
第一，有明确的内涵、外延，有清晰的意义和规定性，经得起分析推敲，有独特的理论功能——能用它来分析和解决仅凭感觉、议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学理话语作为“能指”，它必有实际的“所指”，包括客观事物、现实生活、精神现象、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等等。
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使用了许多概念、说辞，但它们完全不符合事实，脱离实际生活和大众真实境遇，只是话语本身，或者说是官话的自我循环。
例如：《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一文用了无数“梦”概念：个人梦、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追梦、圆梦、梦叠加，等等。
但“梦”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内涵外延是什么？指称的对象是什么？揭示何种事物、现象或问题的本质特征？假如当做概念，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莫名其妙，给人一种痴人说梦话之感。
《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一文采用宏大叙事方式，把中国历史简化为从“灾难深重”到“独立解放”，21世纪初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灾难深重”、“独立解放”等的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实际所指为何？具体而言，“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指称的事实是什么？证据何在？
《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一文还用诗化的语言渲染，描述了梦的统一性：“命运紧密关联、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利益”。
按该文的描述，所有阶层、56个民族，乃至两岸三地，大家亲密无间，铁板一块，简直比亲兄弟还亲。但问题是，这是事实吗？
这一诗化的描述，能否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和真相？能否真实地把握时代主题和问题？如果是严肃的、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绝不会用这种无聊的话语表达。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则将长期流行的为既有体制辩护的各种官话套话加以归纳总结，得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对立的几个判断。当然，就官话说官话，在官话系统内部循环论证，也能自圆其说。但这些官话套话含义不清，与事实更是不符。
譬如：“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这里的“公有制经济”究竟指什么？公众在何种意义上“有”？社会的法权和制度安排如何保证你“有”？
除生活在CCTV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外，21世纪初中国大陆所谓的“公有”实际上就是：垄断企业享受国家优惠，官商通吃，利益归自己，债务给社会。公众的“有”只体现在，当随意涨价时“有”，当国企的巨额亏损转嫁给社会时也“有”。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文字游戏绕了绕，就论证了“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但“人民主权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所指为何？
说白点，除极少数职业官僚及其附属群体外，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普通公民，其主权体现在哪里？即使宪法明文规定的各项权利，哪一条有制度上的保障？有哪条真正落实过？
相反，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倒是自己所有权利都“被代表”了。假如不想“被代表”真正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那就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
再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中的原则”。
只要稍稍顾及点事实的人都知道，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是公检法完全听命于上级领导，而上级领导的任命、褒贬，完全按“组织原则”。“组织”是抽象的，毕竟要落实到具体的领导者个人身上。最终，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沦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工具。可《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居然好意思说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不必赘述，《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的每一论证，都只顾官话、套话意义上的自圆其说，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中玩得自得其乐，完全不顾学理意义上的反省，更置客观事实与社会问题于不顾。
命题的所指不明或者与事实完全背离者，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左潮”文中比比皆是。
譬如：《环球时报》的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断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轰轰烈烈，与政治发展相协调”，这个说法大有问题。
第一，“轰轰烈烈”一词回避和遮蔽了对现实状况的具体分析。
21世纪初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建设，而是要具体化，检讨当下发展建设模式、方式、路径、价值导向等存在的问题。
当然，这个话题太大，简言之是下列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是完善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公权操控、寻租舞弊，搞乱市场机制；不是以技术创新和产业更新为主，而是以强拆强占的土地财政为主；不是让全体公民得实惠，而是以剥夺平民发展权、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
但“轰轰烈烈”等的煽情词汇把这些需要深入和具体化的问题遮蔽了。
第二，“与政治发展相协调”是何意思？
如果是在“上层建筑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是平等、自由、公开、公正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实际上，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以上的这些邓小平早就觉察到：“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长足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迈开步子。”（《邓小平年谱（1975—1997）》冷溶、汪作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17—618页，第1134页）
《“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一文竟说“相协调”。真不知何以如此无视事实？
意识形态话语离开客观事实，原本含义清晰的概念也被它搞乱。典型例子是流行的且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汉奸。
“汉奸”这个词本指汉人（广言之：中国人）中吃里扒外、出卖国家领土和利益的奸人。用这个标准衡量，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确有不少汉奸，这些人是谁，套用上述的概念就知道。可奇怪的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汉奸”这个概念变味了，经常用来指称那些针砭时弊，力主政改的学者，岂不莫名其妙？
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是批判地反思惯常观念包含的误区，把思想理论推向前进，更不是回应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参考。相反，它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难反思和重新探索，本已推向前进的思想理论，又拉回到前改革开放时期的水平。
众所周知，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糅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华文化传统包括宗法小生产和家长制传统，加以创造的。
这套话语的基本假设是：资本主义=西方（美帝为首）=私有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党制=虚伪民主=水深火热、气息奄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党（=领袖=无产阶级=人民）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真正民主=蒸蒸日上、无限美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等等。
在20世纪计划体制时期，中国大陆的人们完全沉浸在这套意识形态话语虚构的幻象中，把它当做把握历史与现实、决定价值导向、制订战略策略等的基础。
当时的理论家们不断用“阶级、主义、制度、路线、领导”等意识形态话语，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涂抹旗帜鲜明的色彩，不断把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描述得狰狞邪恶，以此来吓唬人民，避免误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不断想象和描述共产主义如何像人间天堂，以此引诱和激励人民，顽强地朝意识形态话语许诺的那个方向前进。
当中国大陆的民众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规定尺度而奋斗时，实际得到的却是普遍的贫穷、愚昧、没有尊严，没完没了的内斗。
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觉察到了理论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但他们不是检讨话语本身，而是责备现实偏离了话语，偏离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因素作祟。于是通过阶级斗争，强迫现实回归意识形态话语设置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这就有了十年文革的浩劫。
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冲击是“换脑筋”，是走出意识形态虚构的幻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
当人们拨开意识形态迷雾，面对现实本身时，发现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且，话语与事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全方位的，在每个问题上都显现出来。
如果想不再自欺地活着，就必须从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新审视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
当然，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实践每走一步，都受到来自“左潮”的顽固抵抗，都有来自“左潮”理论家劈头盖脸的棍子和帽子。“左潮”理论家可以把任何书本上没描绘的路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邪路，并宁愿守着原教旨主义饿死也不允许尝试新的路子。
邓小平对此因深有体会。他当年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很是反感，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转引自陈开枝：《邓小平对“左”深恶痛绝：“理论家”常拿大帽子吓唬人》，载《百年潮》2002年第3期。）......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鉴此，他主张先不要争论，做起来再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已经证明：商品、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价值观与姓“资”姓“社”并无必然联系，它们都是工业文明发展的手段，是历史绕不过去的“槛”。
资本主义因素也不是传说中的狰狞邪恶，完全可以借鉴和引进，为我所用。如果不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大陆的发展强盛根本是不可能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也让人们明白：意识形态话语不是揭示现实和历史，而是遮蔽现实和历史真相。不是担保走康庄大道，而是逼迫人们钻死胡同。
在20世纪末中国大陆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政治和法制的改革却一直迈不开实质性步伐。中国大陆经济上接受了市场机制，却拒绝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价值观。个中原因，除了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外，冠冕堂皇的借口仍是意识形态话语设置的雷池。
这种“牛体马用”的局面一拖就是几十年，以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严重不相适应和极大的失衡。传统计划体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被解构，旧的自洽功能旋即丧失，新制度的建设工作却被拒于历史大门之外。
面对日益严重的问题，一些人不是更新观念，而是“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在维护“制度、领导”的借口下，权力不受约束、公权私用的现象日益严重，公共秩序和规则日趋无序化，社会价值导向日益明显地倾向于惩善扬恶。
体制的无序、道德的堕落、思想的矮化，三者相互影响和叠加，是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
面对这种局面，有历史眼光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呼吁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权利，等等，试图借鉴这些文化元素来重建公共价值和秩序。
不能说这些主张绝对正确，但它是大方向，因为这些主张在历史长河的优胜劣汰法则中生存了下来，并在全世界传播。
不能说这些主张一定是救世良方，但它对滥用公权并导致社会无序的行为肯定有限制作用。
不能担保无人利用这些主张实现其他目的，但这不是拒斥这些主张的理由，就像交通事故不是消灭汽车、医疗事故不是消灭医学的理由一样。
以上的这些理念和价值的确发轫于西方，但并不代表它必然姓“资”，必然“颠覆、取消”，就像马克思主义、电磁学、因特网也发源于西方一样。
对西方的元素，不存在哪些可借鉴哪些不可借鉴的问题，而是如何适应的问题。拨开意识形态话语虚构的幻象，还原实实际生活的本质和逻辑，才能把事情看实，把问题想实，把措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