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不丹国王辛格致敬
不丹，梵语的意思是“西藏边陲”，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南麓，面积3.8万平方公里，人口73万多，全国一半领土在海拔3000米以上，享有“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美誉。
不丹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8世纪，当时恰是吐蕃兴起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丹都是隶属于吐蕃的一个小部落，深受藏族文化及其佛教的影响。
17世纪初期，现代意义上的不丹开始成型。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不丹在外交上逐渐屈从于英国。从1903年到1907年间，不丹国内陷入权力纷争。1907年，各政治派别决定建立以乌颜·旺楚克（1907－1926）为首的世袭君主制。这即是现代不丹王国。
20世纪以前，不丹的经济政治等方面都与世隔绝。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公路、汽车、电力和货币，1974年第一名外国游客踏上不丹土地，1999年该国才有了第一部电视机。
多年来不丹一直实行世袭君主制，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辛格是该国第四代国王，生于1955年。1972年，年仅17岁的辛格登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王。
当辛格国王启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时，不丹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而且对外封闭的君主制国家：经济极其落后，交通简陋而且非常不便，人口普遍贫困，食物短缺经常发生，而且自然灾害频发，同时教育和医疗水平也极端落后。
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只有11家小学，只有440孩子就读于正规的教育机构。当时的婴儿死亡率也畸高，每1000人中就有15人患有结核病，近80%的女性患有急性甲状腺肿，性病、痢疾等疾病也到处肆虐。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开始，不丹开始走上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无论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不丹都取得了巨大且令人瞩目的进步。
一、不丹模式：“幸福指数”成功治国。
不丹是一个弹丸小国，在20世纪前期，全球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在21世纪初，不丹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人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研究或了解不丹的治理与发展经验，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还专门派人前来研究。
世界银行官员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
为什么一个小国能如此地引人注目？答案是：这个小国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发展和治理模式。
所谓的“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
“国民幸福总值”是辛格国王在1970年提出的，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支柱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
辛格国王的“幸福感”理论很快就得到了举世公认，在成为许多国家考量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同时，也成了不丹在世界范围内的代名词。
辛格国王理论实践的结果是：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国家向全体国民提供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和住房供给制，人人都有均等的发展权。没有人炫富，也没有人欺穷。国家每制订一项政策都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
二、稳定的经济发展。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启动现代化进程时，不丹的经济经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且由于地势复杂和交通落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非常低，贸易主要是近距离的易货贸易，对外高度封闭（Ura＆Kinga，2004）。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丹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农业的比重逐渐降低，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逐渐上升。
由于不丹人口大部分是农业人口，不丹政府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丹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方面将传统的自给自足和高度封闭的农耕生产转变成更加商品化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引入新技术，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农用地的产出率。
此外，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一直在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随着不丹加入1985年成立的南亚区域合作组织，不丹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
从2001年开始，外国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5年，不丹的外国直接投资净值为10万美元，但在90年代波动较大。然而，从2001年开始，尽管总额仍然比较小，但总体上一直在增长。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30万美元，2003年为110万美元，2004年为100万美元，2005年为80万美元（Lhamnetal.，2000；Brassard，2008）。
20世纪至21世纪初，不丹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
从1981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7.93%。其中，从1981年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1%，从1991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为4.99%，但从2001年到2010年，不丹的平均增长率上升到8.4%。
人均GDP也在稳步上升。
1981年，不丹的人均GDP为330.7美元，1998年翻两倍到697.4美元，2003年再提高到996美元，相较于1981年上升了三倍。2010年，人均GDP为2183.4美元，是1981年的6.6倍。过去十一年，不丹的人均GDP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到2011年，人均GDP增长了3.05倍。
不丹的经济发展是在比较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下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工业在不丹经济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政府一直将工业化和城市化控制在一个适度的水平（Sinpeng，2008）。
从1981年到2010年，不丹的人均GDP增长了6.6倍，但是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增加了2.6倍，同时经济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耗也比较低。
不丹的经济发展也并未伴随着一个快速的城市化。
从1981年到2010年，在人均GDP翻了6.6倍的同时，城市人口的比重只增加了3.3倍，从10.7%增加到34.8%，高达65.2%的人口仍是农业人口。尤其是不丹没有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出现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因而也未出现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城市病。
不丹的经验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重心，是不是就必须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
三、社会发展均衡。
不丹从来都不会只关心经济快速发展，而是采取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均衡发展的发展战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目标，不丹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Priesner，2004）。
在国民幸福的治理框架下，不丹政府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高度重视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支出）一直是不丹政府财政支出倾斜支持的领域。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丹政府在每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期都大幅地增加社会支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增加，加之国际捐助开始涌入，不丹政府更是进一步加大对社会领域的财政投入。
例如：在第九个五年发展计划（2002－2007）的预算支出中，社会支出占比24%，大致相当于每年GDP的11.5%（Ura＆Kinga，2004；Ｒ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2005）。
为了实现国民幸福的治理目标，不丹政府在政策上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要惠及穷人，尤其是减少贫困，消除赤贫。例如，不丹制定了对穷人提供贷款利率补贴的政策，通过土地分配来减少赤贫现象，向贫困家庭发放实物补助，等等。
由于这些努力，不丹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2000年，有36.3%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下；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1.7%，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23.3%（Dessallien，2005；GNHCommission，2011a）。
另外，政府也高度重视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21世纪初的年度预算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支出专款专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丹政府逐步实施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改变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更是加大对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2000年，不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支出已超过GDP的4%；2005年更是高达7.25%。
财政投入的加大使得不丹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的文盲率极高。然而，到1985年，成人识字率上升到28%，1995年再提高到46%，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53%。同时，儿童入学率也逐步提高，净小学入学率从1980年的24.99%上升到2010年的88.62%。与之相联系，失学儿童人数也大幅减少。1980年为47636人，考虑到不丹人口偏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失学比例。但20年后，失学儿童只有1104人。
在医疗方面，不丹也一直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不丹《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应在现代和传统医疗领域提供免费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
为此，不丹政府分别针对预防、改善和治疗建立起三层级的卫生体系。该体系包括散布全国、深入城乡社区的31家医院、178个基本医疗单位、654个诊所。这一看似分散的医疗机构布局主要是考虑到65%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而且，这些医疗机构都是政府经营的，免费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21世纪初的时候，不丹政府每年预算的5.7%都用于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Ｒ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2005；Tobgayetal，2011），国民预期寿命从1970年的31.7岁逐步上升，到2010年已达66.9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幅下降。
最后，不丹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那些关乎民众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只是那些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为了缩小城乡民众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不丹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财政分权以及地方政治参与的推进，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地方财政资源被用来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目前这个比重已占地方预算的25%（Sinpeng，2008）。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卫生条件与饮用水安全这样一些看起来很小而且无利可图的事情。
1992年，国王颁布法令宣布，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的环境与生活条件是人民的基本权利。随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并已取得成效。
在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农村民众，都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例如，在1974年，农村地区只有不到5%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GNHCommission，2011a）。然而，到2000年，已有82%的农村民众能够获得干净安全的引用水，到2010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94%。
当然，在生活与环境的卫生条件方面，尽管已取得进步，但挑战存在。不丹在改革后也一直存在贫富分化，某一时期不平等甚至上升到比较危险的水平。例如：2002年的GINI系数已高达0.468。
但不丹社会一直和谐，未出现社会矛盾激化，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根据不丹的土地制度，每户农民都可以从政府那里免费获得一块维持家庭基本生存的土地。此外，政府也为每个家庭提供木材建立一栋足够宽敞的房屋。这些都有助于减少赤贫现象（Sinpeng，2008）。
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最后都给环境与生态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破坏。然而，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的“晚到者”，不丹一直有意识地避免自己的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可以从不丹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的克制上看出来。
四、环境保护意识超强。
辛格国王在不丹现代化进程中很有超前意识，十分重视保护不丹的生态环境。最为难得的是：不丹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反而还是一个环境和生态保护非常成功的国家，是旅游者梦想的“世外桃源”（Ura＆Kinga，2004；Priesner，2004；Tobgayetal，2011）。
不丹全国绿化面积超过74%，其中26%为环境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署的“地球卫士”奖，评审员称赞不丹人民“为环境保护作出了杰出贡献”。
五、政治传媒领域的翻天覆地。
（一）开放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市场：打开了不丹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辛格国王另一惊人之举就是：不顾众人反对，开放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市场，打开了不丹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在当地可以看到33个外国台，其中包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9套和西藏电视台1套。从电视上看美国大片、中国功夫片、印度电影以及日本NHK和韩国阿里朗等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不丹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消遣。
辛格国王明白，如果永远被世界文明排除在外，无异于闭关锁国。被人弃之于世外，和自绝于世没有什么两样。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真心为民的政府，不论秉承什么国情特色，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才会被世人尊敬，也才能使民心所向。
（二）自废君主制：爱江山更爱民主。
与一般君主制国家转型不同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本人。辛格国王希望通过民主制将国家带入现代社会，他认为应在政体上与国际接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辛格国王执政后，致力于推动不丹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1998年，正当辛格国王威望日增处于权力巅峰之际，他作出一个让国民震惊的决定：主动解散内阁，对国家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宣布自己不再兼任政府首脑，除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外，日常行政权力全部移交最高行政机构大臣委员会。
2002年，辛格又提议修改宪法赋予国民更多的权利，他表示希望国家的政体成为“立宪君主制”。
对于放权原因，辛格国王解释说：“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不丹不能拥有一个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盛行体制不同的政治体制。”（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由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组成）
为了推行民主，辛格国王主持起草并签署了首部宪法，规定议会拥有对国王进行弹劾的权力，只要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国王就必须下台。他还特别授意下属官员组成两个政党互相竞争，由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组阁，另外一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
之后，辛格国王与儿子走遍了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自己的臣民反复说明民主制对保证人民长久幸福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性，讲解“管理国家，众人比一人合理”的重要性。
出于对国王的崇敬和信任，大多数不丹民众积极响应投票选举。
据不丹当地媒体报道，一名65岁的不丹妇女堪称最积极的投票者，她特地花了14天的时间，返回位于600公里以外的家乡投票站去参加投票。这名妇女名叫舍旺·戴玛。由于根据规定选民只能在出生地的投票站投票，为此，戴玛特地从首都延布步行回到位于东部的家乡特拉斯扬斯特投票。她说：“我4年前曾经坐过一次车，结果晕车晕得很厉害。这次我不想因为坐不了车就失去投票的机会。”
尽管两代君主积极推动政体变革，但大多数不丹民众更加依恋君主统治，甚至连参选的政党成员也毫不掩饰他们对国王的怀念。
在竞选期间中，不少候选人仍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君主制主义者，表达对国王的爱戴，有政党成员甚至形容政体改变“令人心碎”。而不少老百姓更是认为统治权从国王落入政客手中之后，国家的未来走向令人担心。
在很多不丹民众看来，印度、尼泊尔等实施民主制度的邻国老百姓好像也生活得不怎么样，平时他们对政治和时事也并不感兴趣。有民众表示他们不了解新政体，因此感到担心，不知道新总理能否像国王那样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对于种种民众的担忧，国王本人想得更远，他解释道：“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2001年11月30日，为了说服不丹的精英和民众支持政治民主化改革，辛格国王专门对宪法起草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从他下面的这段讲话中，不仅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旺楚克四世的胸襟、抱负和远见，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认识民主与幸福之关系的。
“作为一个国王，我的责任是增强我们的国家，以使人民能够在安全与和平的环境中获得发展，让国家与以前相比更加繁荣和安全。在我执政的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向人民下放权力、资源和责任来赋权于民。分权改革和权力下放一直是静悄悄的但是从未间断过……”
“在推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进程中，我总是相信我们的人民能够做出他们的选择。如果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自信的基础之上，我的王位对于人民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必须充分信任我们人民的正直、他们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起草一部成文宪法，建立一个能够让不丹人民承担起这个神圣责任的政治体系。”
“这部宪法不应该看成是我给人民的礼物。启动立宪过程是我的责任……这部宪法的基本目的必须是永远确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确保不丹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发展，以使人民继续享受和平、繁荣、公正以及在不丹制度中奉为神圣的权利。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要看得长远些，并应采取行动来塑造我们国家的命运。”
“宪法必须创造一个结构、一个框架，使得民主在我们国家有效运行……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抓住这个机会，设计一部宪法，建立一个支持真正的民主原则的充满活力的治理体制。这部宪法不能只停留在字面上，而应该成为支持并有助于政治体系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基本原则（MinistryofForeignAffairs，Bhutan，2002）。”
辛格国王这些平实无华的常识话丝毫不亚于那些最高深的理论，是对民主精义的最好阐释。
2008年3月24日，不丹王国迎来历史上首次立法选举，73万人口中的选民将第一次享有投票权，选举出国民议会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该国首届民选政府，不丹王国将正式由君主制过渡到议会民主制。
为了搞好首次民主选举，王国政府花费了很大力气，预先进行模拟投票，甚至还模拟了如何对付民主示威。交通部门派出卡车接送边远地区的居民投票，军方派出直升机投放选举手册，使用骡马运送投票工具。
一个传统王权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特权的领导者，在内无动乱、外无压力的安定局面下主动还政于民，不用说在一个封建文化积淀颇深的国度令人难以置信，就是在号称“民选”政府中也十分罕见。
为了国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发展，辛格国王在没有任何外力冲击的情况和人民还有困惑的情况下敢于向自己开刀，主动放弃君主的绝对权力和近百年的世袭君主制，推行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走向议会民主，堪称华盛顿第二，其见识和勇气实在令人感佩和钦佩。
不丹当然不是一个理想国，也不是乌托邦。在未来，它的治理与发展面临着挑战。毫无疑问，治理大国比治理不丹这样一个小国要艰难得多，也更加复杂，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小国的经验就不值得大国学习。
在关乎发展和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尽管不丹是个小国，但它的确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和学习。如果连不丹这样一个小国都可以做得很好，大国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为何就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