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人性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
例如，江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在中国，曾有一篇文章叫《夜走灵官峡》，歌唱的是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精神。文章描述了一个夜走灵官峡的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
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如果说有，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文章的末尾，作者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以现在的目光，确实很难理解1958年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知道，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在这个以正常年代的标准来衡量是不正常的年代，现在的人们不可能指责家长把孩子丢在石洞是玩忽职守，就像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也不可能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儿园”或“流动学校”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
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领袖脚下的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宁......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孩子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心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
这是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或许没人知道。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
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的付出”和“利人的收益”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
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
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盘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
1994年1月5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45周年举行盛大庆祝晚会。这是一个以记者的身份坐在后排的现场观众的记录：
“第一个节目是由某小学儿童表演的集体舞。奇怪的是，当这些身着单装、仰面朝天、四肢着地的小孩在台上摆好造型的时候，原定莅临本会的台长、局长及其他领导迟迟没有进场。就这样，几十个孩子被导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动不动地等着领导的出场。一分钟过去了，领导没有来。五分钟过去了，领导还是没有来。一刻钟过去了，领导仍然没有来。将近半小时的时候，一个孩子首先晕倒在舞台上，导演赶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许动。等又有几个孩子摇摇晃晃将要倒下的时候，台下终于嘘声一片，导演赶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2005年9月16日，丹凤县的首届文化旅游节。
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还没有开始，便淅沥下起了雨。14点30分，开幕式开始。现场的一位记者发现，前排的学生并没有雨具，后面的领导都带着雨披看节目。该记者采访后得知，组织方怕孩子撑伞影响后面领导观看节目的视线。该记者立即发了一份稿件，只是该报道最后因为各种原因“胎死腹中”。
以上的事迹揭示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使人想起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丛林法则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暴力通吃一切。当暴力和暴力相遇时，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人类的道德原则恰好是在战胜丛林法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道德产生以后，产生了许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卫道士”。也产生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怀中子嗣饿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的。
有了道德以后，人类就再也不能像鳄鱼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只凭膂力霸占财物和妻子，像杜鹃一样将蛋下在别人的巢穴里，然后又将主人的雏卵拱出。
至少是当有人公然越过人类为自己设置的这些底线时，再也不像没有道德以前一样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众舆论的普遍质询和问难。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们相信，人类得凭一些更坚固、更长久、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原则来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
问题是：为什么实践丛林法则的人却高唱“牺牲”和“奉献”的美德？
按理说，就像物理学中“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一些人超强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时，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购了这些额外的道德果实，可以称之为“道德三五斗”。
那么，根据“物质不灭”的法则，谁是这些道德利益的最后收藏者？从舞台上一个个昏倒、在雨中站立不动的孩子，从姗姗来迟、悠然打伞的领导身上，可以看到了这些道德支出的最后下落。
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
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
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
史密斯：船长。他听到造船师安德鲁斯的报告后，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
安德鲁斯：造船师。他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
默多克：大副。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真实的历史记录里，这位大副其实没有打死人，但为了维持秩序，他向混乱的人群开了枪却是真的。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船员集体性地坚守岗位和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但即便是这样，当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罗恩：信号员。他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
亨明：锅炉工。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
菲利普斯和布赖德：报务员。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
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后来救援人员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伊西多.斯特劳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海难发生百年后，“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请不要侮辱我的尊严，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本杰明.古根海姆：世界著名管道大亨。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约翰.侯伯：牧师。当时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牧师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船上的乐队。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深沉悠远的歌声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不乏富翁，有钱人，但他们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一个箴言却浮出了水面并传遍了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这是死难的男性乘客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
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
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读完这样的故事，回头再看看上述的例子，会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我们也要低下头表示忏悔。
在中国历史里，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教导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
在中国历史里，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导“忠”、“孝”、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
缺少了这些，就无法满足心灵对爱的渴望以及对生活和生命的另一种理解与尊重。
缺少了这些，以后就还会出现电视台在报道别斯兰事件时的荒唐闹剧：猜猜别斯兰事件中死亡孩子的人数？猜中有奖。
缺少了这些，以后就还会出现报纸记者感慨遇难女孩会因党委书记关注她的微博而感动得涕泪横流的恶心报道。
缺少了这些，以后就还会出现父亲被政府打死了还要感激流涕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