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效应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写过一本名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的书，在这本规模不大的书中，迪尔凯姆提出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研究社会现象的特殊方法，奠定了社会学的专业体系。迪尔凯姆完全彻底地把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公认为西方社会学学科体系和专业体系的奠基者。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是独立于个人的特殊现象。因为“社会的”一词只有用来表示一种综合的现象，一种与研究形成的个体现象相脱离的现象，才有确定的意义......人们大多数的意念和倾向都不是他们自己造就的，而是来自外界，通过引导、影响、强迫而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思维和举止方式不仅存在于身体之外，而且还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不管个人愿意与否，它们都能够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体服从。这种强制力，当我们服从它时，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感觉不到被强制......然而在人们试图抵抗它，不屈从于它时，就会感觉出来。”（引文均出自《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如果把迪尔凯姆这些颇为费解的话延伸到日常的经验中，就会发现他的话很有道理。
以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道德状态为例，大概没有人不认为是世风日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好像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缺德。
譬如，往食品里添加有毒物质，用剧毒农药喷浇瓜果蔬菜，制造假种子、假化肥、假鸡蛋、假文凭、假证件、假学术论文，买官卖官，在权势面前奴颜婢膝在民众面前横眉立目，刚刚做完“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报告就贪污受贿、泡二奶、兴致勃勃地写淫秽日记......
21世纪初，很多人都在惊呼：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所谓溃败，既体现为人性扭曲、良心泯灭，也体现为道德畸变。
一个社会发生种种严重的溃败，当然是社会现象。依据迪尔凯姆的观点，社会现象绝不简单是作为个体的人造成的。在个体之外，一定还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不管个人愿意与否，它们都能够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体服从。
具体到中国这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这种力量只能来源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权力。只有在政府权力这种强大力量的强制下，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制黑幕、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才不可避免。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如果把腐败作为对个体施加影响的力量看待，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利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体服从”的？权力是如何把个体选择转化为以溃败为标志的社会现象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存形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解剖一只“麻雀”，这只“麻雀”叫马德。
马德是中共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国家正厅级领导干部。全国正厅级领导干部多如牛毛，为什么唯独马德成为解剖的麻雀了？这是因为马德同时具备了两个必备条件：
一、马德出事了，成为了可供解剖的标本。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马德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说，这只麻雀被捉到了，所以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才能成立。否则，这只权倾一方的麻雀和其他麻雀一样黑压压在天空飞来飞去，是没有办法去解剖的，而且人家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被解剖。
二、马德跟别的麻雀不一样。
别的麻雀巧取豪夺把天文数字的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包养二奶、强奸幼女、写淫秽日记。马德不这么干，他干的事情别有洞天：他把权力作为商品大肆出售，俨然官场批发商人，就像在小商品市场看到的小贩。
既然是市场，涉及人物就会很多，就连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都不能免俗，赫然出现在马德的生意账本上。绥化市所辖一区三市六县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和260多名干部全部是马德权力买卖中的主顾。
这就是说，马德卖官尽管是个体行为，但是它以独特的方式辐射向了社会，因此构成了作为社会现象的典型特征。
新华网北京2000年7月31日电：“为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利用胡长清等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的意见》，决定今年第三季度集中一段时间，主要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胡长清等重大典型案件为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考虑到读者的胃口不至于反胃，以下省略几千字）”
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和任何一个官员一样，在响应和落实党中央重要工作部署问题上从来不含糊。他依照《意见》要求，大张旗鼓地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会议，组织绥化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集中观看专题片《胡长清案件警示录》。
影片播放完毕，工作人员迅速撤除了播放设备，重新布置了主席台，然后恭请市委书记马德讲话。马德气定神闲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下在场人员，充分显示出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正派、庄重、威严的风尚。马德首先说，这个片子很让他震撼，也很受教育，胡长清堕落为腐败分子，教训极为深刻，他要求大家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做到自警、自省、自律，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监督......（考虑到读者的胃口不至于反胃，以下省略几千字）
马德像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一样，口才很好，说得极为动听。假设有一个刚分配到绥化市委办公厅工作的大学生（为了叙述方便，称他为“小马”）目光清澈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世界，深深地为会场氛围所感动，对马德书记产生出由衷的敬爱之情，对眼前这个世界充满了信任与热爱。
小马看到和听到的与国家媒体每天都在精心营造的氛围如此贴切如此融和，他会觉得自己沐浴在圣洁之中，他会着意记住今天这个日子：2000年10月10日。天真的小马想不到，在这个庄严的日子以外还会发生另外一些事情。
“另外一些事情”是这样的：马书记感觉身体不舒服打算歇几天，所以他住进了绥化市最好的医院里最好的病房。
人们都说秘书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不用暗示就能准确地摸到领导的“脉搏”。马德书记住院当天，马德的秘书就开始张罗，打电话给绥化市所属各部、委、局和各县、市负责人：“马书记病了，你也不来看看？”
都是官场上混的人，谁不知道“看看”的意思？谁又敢不来？再说，平时想“看看”还没机会，这不是老天开眼吗？所以，大家就都来“看看”，出入马德书记病房的各级领导络绎不绝，一片繁忙景象。
海伦市（县级市）委副书记王学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来绥化市医院“看”马德书记的。他知道所谓“看看”其实就是一件事，把这件事做了，也就是“看”了。
寒暄慰问之际，王学武把装着50万元人民币的挎包放到马德书记的床脚，以让马德书记看到为限。马德书记以职业水准把那只沉甸甸的挎包往床底下一踢，没说一句与挎包有关的话，脸上仍旧挂着市委书记尊严而和蔼的笑容说着别的事情。一刻钟以后，王学武适时告辞。
马德从踢挎包的动作中感觉到王学武把事办得不错，特意送这位想当县长的副书记到门口，拍着他的肩膀说：“学武啊！你的事我记着。”王学武久经沙场，自然知道马德书记这句话的分量，连连道谢，犹如遇到了再生父母。
从新闻报道中无法了解到其他官员是不是也像王学武一样“做事”，但马德这次住院一个星期，收受赃款240万元。
对于少见多怪的草民们来说，这个数字也许令人咋舌。但是根据王学武做事的气度和水准，却又不得让人不怀疑这个数字被缩水了。
因为，一般而言，只要不被发现，为了尽可能减小社会影响，腐败案件往往会被“情不自禁”地缩小案值，马德的案子是不是这样？
既然马德把人家这么多钱都收了，并且知道这些人送钱并非出于对他的热爱，无非是想得到某个官位，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买官，那么作为卖方的马德书记卖还是没卖？
当然是卖了，要不然怎么叫“买卖”？仍然以王学武为例，就在此人到医院“看”马德书记几个月之后，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青冈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的职位，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的，也没有人永远能够被欺骗，所以天真的小马从光鲜外表看到肮脏的内里是迟早的事，那时候，他会作何感想？他会感慨说：“妈呀，会场气氛是假的，媒体精心营造的氛围也是假的，马书记的报告更是假的，世界是在人们常说的‘潜规则’下运行的......”
随后听说的事进一步确证了他的感慨：敬爱的马德书记把绥化市委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列外都参与到买官卖官中去了，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被卷入......
这意味着，庄严肃穆的“中国共产党绥化市委员会”、“绥化市人民政府”大理石门面背后是乱哄哄的摆摊卖货早市，是无良商人的叫卖之所，是最肮脏混乱散发着令人作呕气味的地方。
如果把这种权力现象作为社会现象进行考察，这种以政治文化溃烂为标志的社会形态蕴含着哪些值得深思的意味？如果依据迪尔凯姆关于“人们大多数的意念和倾向都不是他们自己造就的，而是来自外界，通过引导、影响、强迫而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的观点来思考人的生存之境，从中应当看到哪些东西？
毋庸讳言，绥化市官场腐烂彰显出干部群体整体的沉沦与堕落。这时候，如果小马悲愤地想：“靠！如此多的坏人都集中到绥化市官场上来了。”
“生活老人”会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些人并不天生都是坏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坏人，是某种力量施加影响的结果。
假设，一个姓郑的局长抵制这种卑劣的勾当，没有到医院去看望马德书记，他将会遭遇到什么？
秘书首先就会想这傻逼玩意的脑子一定是让驴踢了，在马德书记面前阴阳怪气：“郑局长这个人......马书记，我听到反映，这人素质差了点儿，好像也不那么廉洁......”马德什么也不说，首先想到郑局长所在局的副局长沉甸甸的塑料袋，也确认郑局长不行。
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官场，“不行”的人很难守住职位。结果，马德书记本着为党高度负责的精神，让秘书放口风说准备让副局长替代郑局长。
这时候郑局长有两个选择：一是坚守做人的品格，绝不做腌臜事情；一是顺应社会规则，赶紧想方设法筹钱，保住职位。
两种选择两种结果：前者意味着官位附带的种种特权依然存在，特权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依然保证，妻子儿女活得依然幸福风光；后者意味着特权消失，财源断绝，成为名正言顺的失败者，就连街上游荡的狗都禁不住想跳起来踹你一脚。
别以为人性有多么高洁，在利害抉择面前，人与动物一样都具有趋利避害本能。也别以为郑局长的道德有多么高尚，他与大部分人一样都一样希望站在社会人群顶端，被人尊重，家人幸福。
郑局长最终将作何选择？所有处在与郑局长类似情况下的人最终将作何选择？这还用说吗？
再次重温迪尔凯姆的观点：人的思维和举止方式不仅存在于身体之外，而且还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不管个人愿意与否，它们都能够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体服从。这种强制力，当我们服从它时，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感觉不到被强制......然而在人们试图抵抗它，不屈从于它时，就会感觉出来。
久经沙场的郑局长都抵抗不了，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小马又怎么抵抗得了？人都是从社会显现中确认自己的。换一句话说，自我并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东西，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是社会对灵魂的一种再造。
经“生活老人”的一再提醒，小马单纯的目光变得沉郁了，他在嘲笑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竟然会认为马德书记值得尊敬，竟然会认为干部群体都在为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这种感悟甚至影响了他与女朋友的交往方式。“在这里，”小马指着绥化市委漂亮的办公大楼，对自己的恋人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要是想混出人样儿来，非得让自己卑鄙起来才行。”漂亮女孩儿忽闪着长长的睫毛，问：“你说什么？”小马把目光收回来，深邃地看着女孩，像于连.索黑尔那样一字一板地说：“为了我们的幸福，我必须成为社会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马开始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社会以其无法抗拒的吸纳力把他接引到了残酷的灵魂再造过程之中。用不了多久就会看到，小马将抛却天真与单纯，不再相信马德书记的政治喧嚷，不再相信媒体喋喋不休的所谓信念与原则。
因为小马知道，生活中有一种更为强大力量，决定着所有事物的发展方向，其他都是假的。这个曾经清澈得犹如一眼清泉的年轻人的灵魂就会变得浑浊起来，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庞大的买官卖官群体中去，成为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独特现状中的一个因子，成为另一个马德。
以上虚构的案例（虽说是虚构，但实际上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可以称之为“马德效应”，一种黑暗的效应。
“马德效应”造就一个腌臜的权力者群体，只是其全部效应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效应还要经由权力者群体向整个社会辐射，覆盖所有社会人群，于是，所有人都被涵括了进来。
既然买官卖官成为了一种商业交易，那么，如何最大化地赚取利润必然会成为交易者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对于权力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
到医院看望马德书记出手50万元的县委书记当时（2000年前后）的月工资不过数百元。大胆一些，把他想象成为吝啬鬼葛朗台，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就是病态地攒钱，一年下来顶多积攒万把块钱。
那么，县委书记挎包里用于买官的50万元是从何而来的？这位县委书记总不至于把全部家当都拿来买官吧？其他巨额财富又是从何而来的？只能来自他的权力覆盖的地方，具体说来就是某县。
别看县委书记在市委书记面前唯唯诺诺，回到县上可就不一样了，这里是他的天下，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参考重庆的薄熙来）。
古人都知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当然有理由认为县委书记搜刮的是人民的血汗。“人民”不是一个抽象到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汇，它是由无数鲜活生命构成的社会群体，包括你，我，他。
“马德效应”就这样延伸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存处境之中。
绥化市地处松嫩平原，管辖10个县（市）区，3.5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经济发展极为落后，21世纪初，在黑龙江省66个县排名中，综合经济实力最差的10个县中绥化市就占了4个。就在马德案审理过程中，绥化市的市容市貌还更像偏远落后的县城，在265名干部大规模买官卖官案的背后，是当地亟需改变的贫困状况。
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因向马德“买官”和向下属“卖官”受到查处，该县有15000多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500多户贫困户急待解困，有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都得不到保障。
用50万元买官的王学武得到了青冈县县长职务。而青冈县1990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被黑龙江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县有104个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扶持的贫困村，近40%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在国家规定的贫困县标准以下。
明水县县委书记吕岱同样参与了买官卖官案。他所在的县被万亩盐碱地覆盖，老百姓中流传着“盐碱地，破皮黄，干伺弄，不打粮，晴天起白沫，雨天白茫茫”的谚语，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群众生活极为艰难。
一方面是极端堕落的权力者群体，一方面是被贫困折磨的人民群众；买官卖官者一掷千金，贫苦民众默默无声。这两种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在一个世界共生的群体，彼此之间竟然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发生争斗（例如，挑起一面杏黄旗造反之类），一定还有更加特殊的缘由。
据说，马德书记在组织管理问题上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考虑到读者的胃口不至于反胃，以下省略几千字）
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被大肆宣传，然而正如人们看到的，如此好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发挥作用，在猖獗的买官卖官行为面前，所有这些措施都沦为了笑柄，成为了讽刺。
既然马德书记把绥化市变成了乌纱帽批发市场，他为什么还要劳心费力做以上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就触及到了专制权力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谎言遮蔽。
所有专制权力的来源都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是强加给社会的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面对公众的时候，它必须用一种油彩把自己涂抹成为合法。这种油彩就是谎言，就是遮蔽。
谎言大体上分为两种：历史谎言和现实谎言。前者用来遮蔽权力诞生之初之非法，现实谎言则用来遮蔽权力运行之时之非法。
如果马德不做上面列举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事情，而是如其所愿地颁发诸如《中国共产党绥化市委员会、绥化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买官卖官交易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绥化市委员会、绥化市政府官职价目表》、《中国共产党绥化市委员会、绥化市政府关于调整部分官职价格的决定》的文件，使买官卖官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上面说，马德的上级会认为他疯了，第一时间下发文件免除其一切职务，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从下面说，老百姓会骂街：“马德，我草泥马，你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于是就闹事，啸聚山林，爆发群体性事件，社会顷刻之间就会失去秩序，陷入到混乱之中。
这样看来，马德在大肆买官卖官的同时还大肆做冠冕堂皇的事，就是极为正确的了。它有效地遮蔽了真实发生的事情，给丑恶披上了美丽的外衣，世界仍旧和谐安宁。这就是遮蔽的作用。
一定是有人认为中国这个社会需要被麻痹，需要谎言，否则人们眼前怎么就会出现那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否则人们从媒体怎么就看不到真相？
“马德效应”是从“马太效应”这个词组延伸来的，但是内容上没有任何承接关系。“马太效应”的意思是强者越强，弱者愈弱。“马德效应”则强调由个体复合而成的社会在其演进过程中对人所形成的某种效能。
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归纳“马德效应”，还可以这样表述：人类本性在与制度的互动中变化。制度好就唤醒人性的善，制度恶则唤醒人性的恶，一切取决于人性被如何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