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家住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的苗卫芳，2011年40岁的他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体制内”工作，只能继续回家务农。一年后的今天，父亲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吃下了100片安眠药准备了结这一生。此事虽然极为个别，也足见“体制”这座大山有多少沉重。苗卫芳即使为此奋斗40年，也不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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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0 14:51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隐藏在太行山里，种植最多的作物便是玉米和花生。苗卫芳为了跳出农门，“考学”始终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成考大专、自考大专、专升本、研究生，大部分考试我都考过。”可是，命运不济，最终还是一个农民。他的经历着实让人心酸，但是这又能怨谁呢，只怨他自己到了40岁的不惑之年，仍然没有搞明白自己该如何生活。他的不惑，就是钻入了“体制内”这个牛角尖，不知道回头。

     进入 “体制内”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就目前形势而言，体制内体制外的待遇差别极大。体制内的，收入旱涝保收，待遇也不低，特别是终身制，退休前是什么职务，退休之后还是什么职务，照样享受退休前的待遇。体制外的，收入得看运气，待遇还不高，特别是退休之后，待遇跟体制内的差大截，而且还是自己交费。体制内，享受许多福利，即使贪污犯罪，还可能继续留在体制内。体制外，一切靠自己，一有差错，立即要丢工作的。进入“体制”内已经成为许多国人的理想，甚至是远大理想。所以，公务员招聘又成了继高考之后的第二大考，被称为“国考”；事业单位招聘也是火爆异常，一些官二代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事业单位，甚至不惜冒着丢官判刑的风险，可见事业单位这个“体制”有多大的吸引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准体制内，所以这也是官二代趋之若骛的行业，成为用人腐败的高发地。

    但是，无论体制内有多大好处，有多大的吸引力，都得比实际出发，如果不务实际，天天做着体制内的美梦，可是却没有饭吃，也是没有用的。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回头是岸，另辟蹊径呢？显然是应该的，谁都知道这一点，可是苗卫芳这个硕士研究生硬是不知道。一个41岁的硕士研究生，硬是还在如何生活的人生问题迷惑，实在不该。

    1988年，17岁的苗卫芳因为“理科成绩太差”没能如愿考上高中，只做装卸工。
    1995年，24岁的苗卫芳，通过姑姑的这个“后门”，重新进入高中，因为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只好作罢。
    1997年，26岁的苗卫芳，在呼和浩特打工第一次听说了成人高考。
    1998年，27岁的苗卫芳，考取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的经济学专业。因为脱产读书，苗卫芳没有了经济来源。专科两年，学费3000元，只交了400元钱，苗卫芳没拿到文凭。
    2000年，28岁的苗卫芳，从呼和浩特回到老家做卖豆芽的小买卖。
    2002年，30岁的苗卫芳，在中学做了代课老师，每月只有240元的代课费。但他觉得，“起码是当老师嘛，做农民工，就一辈子都是农民工了。”为了自己体制内的梦想，代课期间，苗卫芳参加了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凭着文凭，7年间，苗卫芳在保定、石家庄的各私立学校教书，几乎每年都要换一家学校。
    2008年，37岁的苗卫芳，考上了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还是为了那个“体制内”梦。“毕业生打工的多，飘着。总之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一个打工者。”
    2011年，40岁的苗卫芳，硕士研究生毕业了。苗卫芳看来，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应该是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我现在是研究生了，层次更高了，要写更好的东西，需要环境。”可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苗卫芳的“体制内”梦一次又一次破灭。公务员招考，年龄在35周岁以下，他过线了。退而求其次，苗卫芳心想，“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待遇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又想当一名“国办老师”。
    2012年，41岁的苗卫芳，到保定应聘教师，因“仪态、形象不佳，口才不好”而淘汰。后经熟人介绍，他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宣传科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但上班十多天就辞职了。苗卫芳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校领导总是骂人，他也没有一个合适写作的环境。7月，灵寿县护驾疃中学主动联系他回该校教书。学校负责人说，学校给出每月2500元的工资待遇，可是苗卫芳要求2800元，否则不来。学校认为苗卫芳纠结300元的差价，情商不是很好，未答应他的薪酬要求。苗卫芳对这种说法很恼火：“他说的是错误的，当时谈的是2600，不是2800。”

    应该说，苗卫芳是一个悲剧。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是体制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体制”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体制内体制外割裂了社会，体制内的少数人享受过高的待遇，体制外的多数人享受过低的待遇，催生了许多人的“体制内”梦。如果体制内体制外没有这么大的差别，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自己栓在“体制内”这棵树上呆死，苗卫芳就是其中一个。

    个人的原因是，苗卫民生活在理想当中，生活在空想当中，没有从实际出发，抱着有了文凭就应该成为体制内之人不放，事实上这个想法早就脱离实际，因为国家取消毕业分配已经多年，他却不知道这个事实，还在做梦。

    苗卫芳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多少能力的，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上了一个成人大专，却不“经济学专业”只是当时高校赚钱的项目，并没有多少知识含量，即使这样，他也不能毕业。我猜想，他的大专文凭、大本文凭也一定是含金量不高。即使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估计苗卫芳也没有搞明白，读这个专业他要干什么，更没有搞明白这个专业就业面极窄、就业率极低，他只知道要个文凭去换“体制内”，可见他的盲目性，快40岁的人，也没有“不惑”，而是继续迷惑。

    还有，根据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学的是近代史，却“我要有合适的环境搞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私立学校当老师，要么老板辞退我，要么我跳楼，就这两条路。富士康能进行文学创作吗？”苗卫芳最理想的工作是作协的专职作家。“有稳定的工资，不用上班。只要一年或者几年交一部作品就可以了。”2003年，苗卫芳在保定市某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歌颂抗击“非典”精神的散文《枣花》，之后，热爱文学的苗卫芳成为了保定市作协的会员。读研期间，小说《二月兰》完成。苗卫芳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当地作协交流，“都说我这个小说写得好，反响很大。”他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作家，并羡慕他们的工作。“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只需要创作文学。”即使屡屡碰壁，苗卫芳还是固执不已，“我比较适合当事业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或者是档案管理员，有环境能创作。”当问及私立学校便不能创作吗，苗卫芳开始激动，语速加快了。“私立学校和富士康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压榨M(剩余价值)的，在私立学校就是打工的，富士康是要跳楼的。体制内的人就不是打工者。这种想法，中国人谁不知道？！”苗卫芳为何想不到，那个单位会招聘一个只想写小说、不愿干本职的工作人员？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其领导一定是发烧了。

    苗卫芳试图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下一个定义，“我就是社会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应该说，苗卫芳下的这个定义不符合实际，他不是社会的悲剧，也不是命运的悲剧，只能性格的悲剧还靠点谱。即使这样，苗卫芳也没有想明白，还在怨天尤人。“我现在是钱、权、房、车，一样没有。”谈到读这个研究生，苗卫芳皱起了眉头。“现在害人了，户口整没了，医保没有了，新农合也入不了。户口和档案自己拿在手里，你说惨不惨？”

    苗卫芳的嫂子对苗卫芳拍父亲视频的事情非常不满：“就是脱离生命危险了也不能拍视频啊。我在这个村里都抬不起头来。谁能一口吃个胖子？都得一步一步慢慢干起。”苗卫芳得知嫂子的评价后，愣了一下，“我嫂子没文化，小学都没上过。”可见，苗卫芳这个硕士研究生，在思考人生时连没有上过小学的、没有文化的嫂子还不如。可见，他几十年的求学都是白费了。

金盆洗脚

唉，白居易早就说了：人生由命非由它，开口不笑是痴人------

金盆洗脚

苗卫芳试图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下一个定义，“我就是社会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君生不幸在中国，命有隐患能怨谁？

正傻X一个....没什么好说的.

学校认为苗卫芳纠结300元的差价，情商不是很好，未答应他的薪酬要求。苗卫芳对这种说法很恼火：“他说的是错误的，当时谈的是2600，不是2800。”bq150 bq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