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
逻辑要求概念、理论必须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违反逻辑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但中国大陆的许多事情明明违反逻辑却十分畅行无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们符合“中国逻辑”。
例如：
会议上，开会时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闭会时却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它符合“中国逻辑”。
古人都知道：“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人民（纳税人）养育了党和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绩，只是尽了社会公仆应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了失误，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诚恳地向人民道歉。
但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现实却是：主流媒体多数时间都在忙不迭地歌颂党和政府的“辉煌成就”和“大好形势”，人民在“感谢党感谢政府”。
人民冒犯了党和政府，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三反五反、反右扩大化，等等）。党和政府伤害了人民（大饥荒、文革，等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吗？党的领袖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我把党来比母亲”却在到处传唱，人民（“我”）分明成了党的儿子。
究竟谁是母亲，谁是儿子？应该谁感谢谁？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但莫言一获奖，主流媒体就立刻改变口气，称：“莫言获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是诺贝尔文学奖因莫言而“改邪归正”了吗？
小学生都懂得“至上”就是“最高”和“不可超越”的意思，“至上”只能是唯一的，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至上”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大陆事实却是：司法人员被要求“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毛泽东就是以党的事业（“反修防修”）的名义发动“文革”，刘少奇手举宪法也没能维护他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法律本来是“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的根本保障，法律落空失效，最终损害的还是“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
这句逻辑混乱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宪法法律至上”成了一句空话，中国逻辑的“三个至上”带来的将是“三个落空”。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诬陷和迫害，是国家权力破坏宪法，残害公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反右派”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使中国人从此不敢说真话、不会说人话，是导致“大跃进”的狂热和浮夸的原因之一，埋下了后来大饥荒和“文革”的祸根。
据官方的说法，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实际数字大有争议）。“文革”结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等6人外，全部获得“改正”。但官方坚持认为，因为确实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5万人基本上全打错了的“反右派”运动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数量上“扩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
政党、主义高于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中国逻辑”是多么冷酷无情，这使人想起了蒋介石的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
“实事求是”据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实事求是”当然也包括讲真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一直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讲真话的国家。
但现实却提醒中国大陆的人们：在大多数国家，讲真话是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2013年，德国总统伍尔夫因瞒报和收受900欧元贿赂而下台）。可中国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
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得不偿失，说了真话，身败名裂。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真话，被诬陷惨死。国家领导人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小民百姓的悲惨命运了。
要求讲真话的“实事求是”在中国这块的土地上，实际成了最大的一句假话。
福建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广大的干部，政治常识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们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曾经在干部政治测验时出过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这个宣传部长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把它打了个叉。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会敢就什么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吗？”
有人对这位书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书记看完宪法后摸摸脑袋说：“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
显然，这位书记的话是对的，《宪法》说了假话，中国的“本本”与“实际”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彪曾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当然懂得什么叫中国的“实事求是”。他从严酷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条“中国逻辑”：“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在奉行的真话。
中国有GDP（国内生产总值）情结，以GDP连续30多年增长而自豪，以GDP跃升世界第二而荣耀，这也是一种“中国逻辑”。
其实，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无关，与经济质量、效益的高低无关，与环境生态的好坏无关，与财富如何分配无关，与财富的所有权（国有还是民有，内资还是外资）无关，与是否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无关，与国民是否快乐幸福无关，更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繁荣强大无关。
如果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拿走了，如果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少数人，如果人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文明素养和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少提高，如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长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多少意义？
财富是人创造的，人的状况好坏决定财富和国家状况的好坏。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不仅体现在它有多少GDP，还体现在国家是否有公平正义，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劳动、创造、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民主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而21世纪初中国大陆“有幸”又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先锋队”和“先进分子”。
因此，“中国逻辑”认为：只要发挥“先进分子”的榜样作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要管党”的制度建设，就一定能够通过道德自律和制度自律，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而西方国家依据“没有约束的人性绝对恶”和“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原理设计建立的公民选举、言论自由、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但尴尬的是：在与之类似的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几千年的中国还是走不出大乱大治的循环格局。
市场经济在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十倍百倍地释放了人的贪欲，而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更会使贪欲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严格禁止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与商相勾结。
中国特色的由政府（党）直接控制经济的体制，为父官子商、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大开方便之门，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污水横流，浊浪排空。大官小官，亲朋裙带，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大捞一把，不捞白不捞，捞一把是一把，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大小贪官前腐后继如过江之鲫，依靠失去监督的权力，台上台下，门里门外，幕前幕后，小人君子，辗转腾挪，倒批文、倒指标、倒项目、倒石油、倒汽车、倒军火、倒地皮、倒房产、倒外汇、倒原始股、倒法人股、倒企业重组改制、倒公司兼并上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倒得中国大陆昏天黑地。
总之，什么钱来得快来得多就倒腾什么，瓜分着“最后的晚餐”。
至于纪委、检察院之类的政府部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改造世界观，理想信念”之流的教育，在金钱美色面前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看看雷政富的反腐败报告，那么的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读读衣俊卿关于“理论自信”和“理想信念”的文章，何等高屋建瓴、气贯长虹。读完就懂了什么是李贽说的“阳为道德，阴为富贵”的两面人。以至于有段子戏言：“重庆赵红霞一B夹翻12贪官，让纪检委情何以堪？”
著名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所以，即使不算那些受到权力保护而未被揭露、未被起诉的贪官，中国的官员群体也无任何“先进性”可言。事实上，在人类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先进性”的特殊人群，任何人掌握了权力又不受监督，都有可能腐败堕落。
同一系统的权力有隶属关系以及相同或相关的利益，是不可能有效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也不可能构建出一种真把自己关在里面的笼子的。就算有了这样的笼子，一时把自己关起来了，钥匙在自己的手上，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出去。没有监督、言论自由和分权制衡，造这样一个自己关自己的笼子，如同是儿戏。
官场腐败禁而不止、越反越腐的示范效应正在悄然扭曲中国社会对贪腐行为的评判标准，形成了贪腐行为的“中国逻辑”。人们不再以贪为耻，以贪为罪，而是以贪为荣，以贪不到为恨、为憾。能贪得到、贪得多说明他本事大、能力强、有地位、有权力，让人们又羡慕又嫉妒。
很多人恨贪腐，其实内心深处恨的是自己没有贪腐的权力和机会。偶尔有贪官被揭露出来，也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好，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干、都想这么干。
贪个几百万，有一两个情人，只能算小儿科、毛毛雨，都不好意思说。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于社会来说，不怕有人贪，就怕人人都想贪，都在惦记着什么时候也能贪一把。
广州市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回答记者问题时竟然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这是多么的可怕！对贪腐是非颠倒的“中国逻辑”已经污染了整个社会，玷污了孩子的心灵，中国还有未来和希望吗？
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叫申纪兰，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她已经连续当选12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曾十分荣耀地说，50多年来她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也就是说：搞计划经济她赞成，搞市场经济她也赞成。“反右派”她赞成，平反“右派”她也赞成。搞“人民公社”她赞成，取消“人民公社”她也赞成。打倒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她赞成，为他们平反她也赞成。发动“文革”她赞成，否定“文革”她也赞成。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申纪兰有前后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并不奇怪。但问题在于：截止至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申纪兰这样只会举手而根本没有代表人民参政议政能力的“政治僵尸”为什么还能成为“人民代表”？是人民需要她，还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她？
申纪兰是衡量中国政治的一种标尺：人民进步了，“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在原地踏步。社会进步了，中国的政治还在原地踏步。“任凭你千变万化，我自有一定之规”，这是不是中国政治的一种“中国逻辑”？
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人去面馆吃牛肉面，因为面里没看到一块牛肉，就气得问老板：“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十分淡定地说：“别拿名字当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过人民？”
牛肉面里没有牛肉，老板拿老婆饼和人民大会堂来辩解，显然是强词夺理。但这位老板的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人民大会堂里没坐过人民，就如同老婆饼里吃不出老婆，是理所当然的。
面对牛肉店老板近似于荒诞剧的“中国逻辑”，让人觉得真不知道是应该哭还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