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香港缺少“比较优势”
2014年的香港在“七一”大游行后，部分人又在筹划“占领中环”的具体步骤和日期（提议最早在八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之后）。对此部分媒体报刊抱怨香港已经成了“游行之都”——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游行示威，过若干年就有一次达到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2014年的“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游行人士沿途高叫现任特首下台、争取公民提名普选下届特首。
面对着像开水锅翻滚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和为数不少的老百姓频频发出尖锐指责：“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责挺符合史实。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全球的殖民地相继去殖民化、闹独立、搞民主，但香港却大体上安安稳稳，没有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大规模运动。
当英国统治香港时，香港的华人虽然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反抗。这样的情况即便放在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很特殊的，因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by definition）就是外来的少数人统治当地的多数人。
殖民主义政权一定拒绝普选。因为只要一搞普选，本地多数人的选票就会结束外来少数人的专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这样的统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有街头的民众抗争，乃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中国大陆的传统观念是：全球20世纪的发展大趋势、尤其是在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按照当时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语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
同样的，在2014年6月22日香港市民自发举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国驻港前任高级官员、现任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洱在批评如香港政治抗争一波接一波时强调：“香港的非殖民化远未完成，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
那么，为什么香港人“服英国管，不服中国管”？难道香港人真的特别“贱”、“偏好为奴”？这个让21世纪初中国大陆官方和无数大陆人民恼火的问题，只能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一、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与反殖民浪潮相悖。
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但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按道理说，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
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却在抗战结束后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所宣称的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两党在“争雄”的激烈关头根本无暇顾及香港这块“弹丸之地”。
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的良机就这样被20世纪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但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Robert Morse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700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
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大幅上升。
二、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1949年中国的内战结束，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
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统统成为斗争的对象。
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
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
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而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1950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时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匮乏，更不用说政治权利了。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可以说香港在各个可以比较的领域还是好得多。
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受法律保障（基本人权）后，大陆的难民们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大陆难民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问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保障大陆难民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等等。
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1950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30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从1951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
但当时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又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56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页）。
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文革武斗期间，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所以，香港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的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对比大陆还不算太糟糕的港英政权。
三、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
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港英殖民政权的两个法宝导致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但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故地：中华民国派来的就驱赶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派的就驱赶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
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因为香港本土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四、英国当年有的优势，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没有。
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都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香港居民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华人占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较容易。
但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却没有。
21世纪初的时候，已无法让香港居民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人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
而对于那些非常不满21世纪初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大陆）。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有人会问：“21世纪初时，有没有可能为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除非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应该会很“服”北京的管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