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几乎所有质疑张艺谋的人也都承认，张几乎是最勤奋的中国导演，这些年一直在求新求变，做各种各样的尝试。2002年起，他开始接触商业类型片。 2002年12月，《英雄》上映，内地仅一周的票房就突破1亿元，占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创下中国电影史上新纪录；之后拍摄的《十面埋伏》内地票房收入为1.5亿元，《满城尽带黄金甲》超过3亿。不管电影本身的成败得失，中国商业电影的大门确实被张艺谋一竿子捅开了。
记者：其实我觉得你这些年，不管是有意，还是自觉，走出的路真的是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路，拿《英雄》来说，承认不承认这是中国商业大片的起点？
张艺谋：没错，很有幸。那天我碰见电影局局长他跟我说，一天现在增加平均五块银幕，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大概会增加到一万多块银幕，我们现在的银幕是五千多块，增加到一万多块银幕的话，就是说《唐山大地震》的这个票房是要乘两倍的，也就是15亿左右，甚至20亿。未来十年就不得了，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全世界的眼光会向中国倾斜，所以我们还有幸赶上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记者：现在硬件上去很容易，可是质量的提升很难。
张艺谋：当然，质量才不是以每天五块银幕提高的，质量五年看你能不能提高，一个导演，五年能不能改头换面，都很难。
解说：张艺谋的电影在票房大获成功的同时，在美学表达和价值观上，往往毁誉参半。
记者：你为什么要那么连续地拍，从《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这样一路拍下来呢？这种类型的商业片？
张艺谋：拍《英雄》是一个偶然，是我青年时代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所以它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何况它世界范围内，它也是中国电影唯一能输出的一个类型，而且我不见得我那三部就把瘾过了，不是的，我认为距离拍好还很远。
解说：《英雄》讲述的是荆轲历尽艰辛刺杀秦王，却在接近成功的最后被秦王以统一天下大业为名说服，甘心放弃计划、束手待毙的故事。这部电影在视觉方面的表达美轮美奂，但也有不少影评人批评《英雄》的价值观是在粉饰苛政，美化暴君。
记者：后来你接受采访对媒体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对《英雄》有点后悔的，你觉得可以拍得更好。
张艺谋：对，有一两个细节如果当时我们想到了没拍。
记者：那个片子在视觉营造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这个大都承认，可能比较集中的意见，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
张艺谋：对，就是帝王，王权的价值判断。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大王杀，大王杀，就是这些个人民，陈道明在中间，我们拍完以后，当时我们想补两镜头。
记者：什么镜头？
张艺谋：陈道明掉着眼泪一挥手，万箭齐发，给李连杰射死了，陈道明厚葬完了，结束了，我想拍这个：800个穿黑衣服的大臣突然哈哈笑起来了：“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陈道明仍旧不动声色，“厚葬！”，两个镜头。他就颠覆了故事。
记者：相当于把秦始皇所有的这些理念给它消解是吗？
张艺谋：对，又躲过一劫，这大概是拍个四五秒钟的画面，“哈哈哈哈，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陈道明仍旧是这张脸，还有泪痕，厚葬，完了。
记者：带有强烈的讽刺之意了。
张艺谋：如果我加上那两句话呢？这个故事整个就颠覆了，连那个主题也颠覆了，就皇帝为天下和平都颠覆了，它是一个圈套，你还让李连杰傻呵呵出去了，要献身了。
张艺谋：要拍那个镜头，加上那个镜头，可能很大程度上，所谓对价值观的批判就不存在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
记者：但您那一瞬间动摇了
张艺谋：对，那一瞬间我有这个方案，但是没拍，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我不是个思想家，我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下打准，这一下没打准，其实是很感性的东西。你看一个电影，你真不要求全责备。
记者：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一个电影导演的处境就在于，当你呈现一段历史的时候，不管你愿不愿，你仍然在评价这段历史。
张艺谋：我那是一个传奇故事，大家把它上升到一个科教书，或者价值，大家把它当真理在说这个事，不是作品所承担的。我认为大家要求我们，当导演的，有那么高水平的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的东西，那种价值观，要那么准确，挺难的。我不认为能做到，我也不想做到，我要做到那个就做不成导演了。
记者：可能只是因为非常爱护你的人，和对你很有支持的人，对你的期望和担心，担心你真的会有一种权力的崇拜。
张艺谋：你想怎么可能，只是一部电影。那好，如果我拍《英雄》，担心我对权力崇拜，担心我迷路，我拍《黄金甲》，不就在说权力至今尔虞我诈，同样一批人，照样说你。
张艺谋：这是批评的权利。
记者：我想知道，在这个年龄的你，还会特别用心去谈这些意见吗？哪怕难听，你也会真的坐下来想一想吗？
张艺谋：你放心，这就是我说的我这个人很清醒的地方，我该听的我一定会听。因为电影是一个理性的制作过程，就是当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请各种人谈、分析，可能看过500遍了，我们才不会因溺爱自己的作品。我们有时候也是不愿意说透的而已的，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不做自我批评的人，我早就做过了。
记者：我只是不太明白，如果你在电影公映之前你就知道了，那样你还有时间去调整修订吗？
张艺谋：那不行了，这就是电影，来不及了，早就来不及了，有些是娘胎里带的，有的些是过程里有的。电影它就是遗憾的艺术，谢晋说的话，非常对。那个伤就在那儿搁着，拿掉前后又不接了，它还必须存在。
记者：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一个人想起这些你说的伤，你心里会难受吗？会不舒服吗？
张艺谋：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要面对它，你不可能永远是快乐的，你还有很多痛苦，很多苦恼，很多困惑，很多难言之隐，这就是创作，我只是不跟大家分享，不说出来，是我的性格，我的西北人的性格。还有一个，男人把自己心里那点脆弱说出来，特别没骨气，其实全世界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在创作中搞不好都是痛苦大于快乐，有时候这个痛苦都没有别人，他想突破内心自己，他想战胜自己，挑战自己那个痛苦，都能逼得他自杀都有，还净是这样的人。
记者：你会有这样的折磨吗？
张艺谋：我倒到不了自杀的程度。
其实电影带给我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喜怒哀乐，外界只是看到那些光环，远远不是，它真的是一个很辛苦，很吃力，很不讨好的工作。
解说：（飞快闪过张艺谋的成长）：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的苦孩子，一个卖了血换自己第一台相机的国棉八厂工人，一个1978年恢复高考后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超龄学生，在十年之后的1988年，居然能获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级电影大奖——柏林金熊奖……。
张艺谋登上电影舞台的经历，曾被人戏称为“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 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到《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评论界认为，张艺谋的早期电影有一个强烈的核心，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呼喊和冲突。
记者：你刚才一直强调你不是一个思想者，但是他们认为说，80年代就认识张艺谋。
张艺谋：对，他们认为我是应该先做一个思想先驱者。
记者：你不是吗？
张艺谋：我不想做，我一点都不想做思想的先驱者，因为我认为那不是艺术，那不是艺术。艺术有思想性，但不是艺术要先承担它，两回事。
记者：但是你像当年拍《红高粱》，拍《活着》，拍《秋菊打官司》都有强烈的思考，甚至反思特点。
张艺谋：这是时代，有了那个时代，有了那些民族心理，有了那些作品，我们是活在那个时代，从作品中在汲取营养，然后在那个时代中发出的声音。
记者：而你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变了。
张：当然变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电影导演是什么，是跟着时代走的，电影导演的作品是节令性的，就像瓜果蔬菜一样。我认为，你要把个人凌驾于时代之上，你成为去影响时代的人物，那太难了，你别那么做，你那么做你把你自己想得大了。我是一个什么类型，我有点像三级跳，我是这样一个选手，我有一个作品让我来跳，我是一个二度型的创作。一定是时代引领我们，我们跟着时代走。
记者：但有一种危险，如果没有这个根，特别强的思想性判断的一个根的话，就可能会什么时髦拍什么？
张艺谋：那不一定，那你就把时代庸俗化了，我觉得不对。我认为时代进步了。因为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让我自己看，就是你不要局限于这五年，局限于这十年，它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走过的一个时代。
解说：1994年，张艺谋也曾经说过：“中国文学驼着电影走出去”。但从2002年起，张艺谋的很多电影不再是由小说改编，在那之后，“会不会讲故事” “剧本是不是过关”的问题，一直是张艺谋电影评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他认为现在的文学能够提供给电影的力量不再那么强了。
记者：我记得你接受媒体采访也说过一句话，你说现在要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水准，文学是特别重要的。
张艺谋：当然，文学是母体，文学要层出不穷地有好作品，电视电影才能繁荣，要不然不行。
记者：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以前有莫言，有刘恒，有余华，那时候一抓一个准。
张艺谋：那时候他们也都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中国的文学厚积薄发。你像我见莫言就完全是传奇性，我那时候是在老井剧组体验生活，待了几个月以后，从山西直接跑到北京来，进了莫言的军医学生宿舍，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他们中间人告诉我，你一叫他就出来了，我就莫言莫言喊，他就露了一个头，胖胖的露了一个头过来一看。据莫言后来反复说，说他第一眼看见我，一个最好的印象就是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员。那个时候跟他谈了有五分钟时间，他就打算给我了。他不仅给我来了，而且他说我五个中篇你随便挑，那个时候你看基础多好。
记者：也许有人会问说，你现在不再那么拼命去找了。
张艺谋：我拼命找，我怎么不拼命找，我太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找不到啊，不好找。所以每一次你看到有些作品，大家都有误区，认为张艺谋还没有好故事，张艺谋还找不到好编剧，他都不是，这是大家想当然，我是想尽办法找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我的作品，不尽人意也得原谅啊，我也不是万能的，我就是没找到，或者没运气。
记者：你不担心人家说，张艺谋没拍出好的片子，就把这个责任往编剧上推。
张艺谋：绝对不是，那就是我们自己也力有不待，我们自己常常改或者攒，都是有很多困难。
记者：但是我看你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你也看《唐山大地震》，你也看《疯狂的石头》，你也觉得故事不错，就是说还是有故事的。
张艺谋：少，金字塔尖，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最好的就几部。
记者：张导你就等吧，等不着好本子我不拍？
张艺谋：当然可以了，严格要求自己，那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有多少青春可以等过去，第二个，你是不是等了就能碰到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实践的艺术。电影是这样子，不怕慢，就怕站，你让一个十年不拍，他等，他手都生了，我告诉你他上线，“预备开始！”，他说不定声音都不坚定。
记者：我理解您这个说法，如果不拍的话，手会生，但是如果拍，连续拍几部不是自己特别满意的东西，会不会这个手就滑了，就出溜了？
张艺谋：其实不会，因为你自己很清醒，我拍电影很清醒的，不管它卖钱也罢，口碑也罢，我自己心里有个口碑。你也不敢肯定说骂你的都是真知灼见，你也不敢说夸你的都是毒药，实际上，自己清醒，自己知道长处和短处。
